代郡卫氏书事活动及其意义 □　殷　宪�仕灯鸫笸�古代书法，最早要说到“代郡卫氏”。

据史载，汉明帝时候，有一个叫卫暠的士人“以儒学自代郡征”，目的地是洛阳，但走到安邑（现在的夏县）就病死了。朝廷便“诏赐所亡地葬之”，于是这一支代郡卫氏变成了河东卫氏。河东卫氏传到三国曹魏时，出了一对做大官的父子卫觊、卫瓘。

西晋武帝时拓跋鲜卑初据匈奴故地后，卫瓘以征北大将军的身分征讨拓跋力微，北留的代郡卫氏卫操、卫雄叔侄就在他的帐下做牙门将之类的武官。卫觊、卫瓘是魏晋的大书法家。卫瓘之子卫恒、侄女卫铄（卫夫人，王羲之老师）都是著名书法家。留代的卫操叔侄既承家学，又与卫瓘、卫恒共处，书法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后来卫操、卫雄带着宗族乡亲北归拓跋代，做了左右辅相，他们力劝拓跋猗�　⑩⒙�（史称桓穆二帝）兄弟与晋和好，并与晋朝两任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刘琨联手击退山西西部的匈奴刘汉和晋东南的羯人石赵。拓跋氏被封为代公、代王。代郡卫氏也把汉族先进的文化带到没有文字的拓跋代单于庭。二卫不仅参与军国大计，带兵打仗，文书诏告自然也是由他们专做。实际上是推行了一次有效的文化运动、汉化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书学启蒙运动。仅以大的书事活动而言，见诸史书与实物的就有五次之多。

一、桓帝元年（299年）“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立碣分界绝非游牧民族能想见，出这种主意的应该是卫操、卫雄，而且书刻者也离不开二卫或初随归国之士。

二、桓帝二年（300年）刻石。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在平城穿天渊池，获此石铭，称桓帝葬母时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

三、桓帝拓跋猗�∈�年（305年），应司马腾之请，猗�÷势锉�十万大破刘渊于汾阳、上党。并与司马腾在汾河东岸会盟。“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回到参合陂（今阳高境内）后，猗�”忝�卫雄、段繁（随二卫入代者）在陂西筑石亭树碑勒文，记下这次与晋人愉快的合作。

四、桓帝拓跋猗十一年（晋光熙元年，306年），卫操在雁门关以南的大邗城为桓帝立功德碑。献文帝“皇兴初（467—471年），雍州别驾雁门段荣于大邗城掘得此碑”。魏收写《魏书》时，以为“文虽华丽，事宜载焉”，仅《魏书》过录而可确认为原碑文字者即有1040字。

五、拓跋猗卢九年（316年）卫雄、姬澹立《代王猗卢之碑》。其年猗卢与镇守小平城（黄花梁北）的儿子六修内讧，征而不至，讨而不胜，遂微服南逃雁门关内被追杀。穆帝败亡后，“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南奔并州”。遂在代县西北收尸葬主并立石。

此碑残石清代出土，—只有“王猗卢之碑也”六字。罗振玉以为“王”前一字应为“代”字，并说字体在楷隶之间。今观北大图书馆拓本，基本面貌应是隶书，但点画瘦劲，体势开张，起笔多为露锋，折笔劲如屈铁，趯笔已见楷势。起笔露锋，撇捺方挑，既显现了楷书的一些特点，又加强了铭刻碑额的装饰效果。额中“之”字杂以篆法，同样出于装饰效果之需。铭刻书而强调装饰效果，必为魏晋十六国书刻时尚。这种审美追求，影响所及至于一百多年以后平城时期的《王亿变墓碑》（454年）、《陈永夫妇砖铭》（473年）、《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474年），以至太和十五、六年（491—492年）的“大代万岁”瓦当。即便是石碑的形制、碑首侧面的蟠螭图案也为百多年后的文成皇帝《南巡之颂》所传承。碑文想来会比碑额平直一些，装饰意味少一些。其面目与两晋铭刻书体，不会相差太大。这种书体应该是后来的平城魏碑，如《皇帝东巡之颂》《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墓铭》、《墓表》以至迁都期间（495年）的《吊比干文》等碑的石的开先河之作。代郡卫氏的籍里，史无明记。魏晋时今大同属雁门郡，为东部都尉治所。

代郡治今蔚县，阳高则为代郡的西部都尉治所。查1991年《山西人口姓氏大全》，卫姓人口原大同市504人，原雁北地区（含应县、右玉）1433人，原朔州市230人。大同朔州两地卫姓人数少，正合其当时不属代郡的事实。在原雁北10县的1433人卫姓中，阳高县竟有1348人，占总数的94％。

这些卫姓人口又主要集中于城东北徐屯乡的王庄（马庄也有少量），这里是不是代郡卫氏的祖居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