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卫氏之卫之民（原黑龙江省副省长）
- 中华卫氏网 2012年1月2日 山西卫氏
卫之民：(公元1920～？年待考)，原名蔚继富、曾用名卫亭良；山西省孝市高阳镇临水村人。著名公安干警，原黑龙江省副省长。
卫之民在抗日战争初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与日寇、国民党匪徒、汉奸特务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后来，他来到延安，学习、劳动、工作在毛主席驻地枣园。参加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东北，在此期间，他与国民党地下武装及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1958年，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公安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后补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兼省公安厅总队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惨遭迫害。“四人帮”被打倒后，他又恢复了黑龙江省公安厅长的职务，并被中央调到北京参加预审“四人帮”的工作，他带领一个预审小组，率先攻破了王洪文的防线，为最后公审“四人帮”立了一功。之后，他又与几位同志一起完成了清查康生、谢富治罪行的任务。他在黑龙江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来视察黑龙江的警卫任务。
他曾任黑龙江省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离休后，他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国家安全部特邀咨询委员。
在中国公安史上，卫之民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艰辛曲折的经历和出生入死的对敌斗争业绩至今鲜为人知。
卫之民出生在蔚姓农家破旧的窑洞里，他那识字不多的农民父亲期望他读书成材能过上富足的日子，便给他取名叫蔚继富，后因革命斗争需要曾两次改名。他的父母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他上学。这样，卫之民便上了国民小学，他自幼聪明好学，学习成绩每每名列前茅，倍受老师和父辈们的喜爱。可好景不长，由于家庭贫困，高小毕业，他便辍学了。之后，他虽然到外面找自己的出路，但却屡屡受挫，不得已他又回到了家乡。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寇在芦沟桥上的那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从此，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十七岁的卫之民是一个血性男儿，他对日本鬼子的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怀有刻骨仇恨，他先后多次寻找八路军，准备参加抗日队伍，在寻找八路军的途中他加入了山西抗日牺盟会。根据牺盟会的安排，他又回乡当上了一名教师，并以此身份掩护自己，做抗日宣传。
1938年的春天，八路军派来了民运工作队即东江工作团，来到了他的家乡。这年5月，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天，大部队以及东江工作团开始从孝义陆续撤走，开辟华东革命根据地去了。陡然之间，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卫之民的家乡。离卫之民的家乡临水村二里来地的高阳镇是敌伪活动最猖狂的地方，很快，那里就变成了敌人的据点。
不久，上级派来一位代号为501的人，501让他搜集敌居点的情报，同时发展秘密党组织。于是，卫之民以卖菜的名义频频接触高阳镇居点的马夫、伙夫，了解了敌居点的情况。然后交给501。一天，501告诉卫之民，在梁家峪有一个叫张木匠的通讯员，并让他与之联系。卫之民来到了梁家峪，张木匠说当地有个铁杆汉奸。当夜，卫之民与张木匠两个人便将这个汉奸杀掉了。
1939年的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晋西事变”。卫之民他们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就在离卫之民家五里地的白北关村，大汉奸白太春成立了一个有四五十人的暗杀团，暗杀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暗杀团成立之后，有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悄悄地“失踪”了。下吐京、寺家庄两个编村的村长李四猴，就是被他们暗杀的。此时，这里的革命斗争受到了血腥的镇压。正在这个时候，已是区委书记的501来到了卫之民的家，501说：“现在敌人很猖獗，暗杀团四处活动，李四猴惨遭杀害。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更危险更艰苦了。可是，如果接任李四猴的人是汉奸，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你看，你有没有胆量来接任他的工作？”
卫之民看到了501那充满信任和鼓励的目光，毫不犹豫地回答：“敢！我是党员，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听了这话，501的眼睛突然一下亮了起来，可随即又暗淡下去。他知道，这么一来不亚于把这个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好小伙子放在了断头台的边上。他何以忍心把党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并正在成熟的同志置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啊。可是，斗争的需要，使他不得不这样决定。想到这里，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他紧紧地握着卫之民的手：“好，现在我代表区委决定，任命你为村长，公开身份，接替李四猴的工作”。
1940年1月，卫之民正式上任了，他不仅任下吐京、寺家庄两个编村的村长还兼任区政府（第三区）农委秘书（即农会主席）。上任之后的卫之民，广泛团结群众，在区委的领导下，得到了地下党员们的热情支持和群众的大力拥护。当然，自从他这个村长上任的那天开始，暗杀团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蔚继富”。可是，卫之民并没有因此被吓倒，反而工作更努力了。当地群众十分很拥护他并且全力地保护他，这使他几次遇险都虎口逃生。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0年8月，上级党组织决定让卫之民撤出当地，到区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工作。从此，他便带着这此人出生入死在敌后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给敌伪以沉重的打击。
没过多久，卫之民接到上级的命令，让他到晋绥党校学习。快要结业的时候，晋西区委党委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报，让晋西区党委从党校的学员中选派二十名优秀干部到延安中央社会部办的西北公学学习。经过严格的挑选，卫之民有幸成为去延安的二十名学员之一。
经过了七天的急行军，绕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地延安。卫之民他们来后，受到严格的考察。最后，他们去的二十人当中只有卫之民一人留在了延安，被分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所属的西北公学锄奸班。
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设在枣园，锄奸保卫训练班也就是著名的西北公学第三班。
西北公学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有些神秘。这里规定：不准通信，不准会客，散步不允许走出方圆两里地，同学之间不准打听相互的身世。也就是从卫之民一迈进锄保班的那一刻开始，他原来用过的蔚继富这个名字已经永远留在他的家乡了。经组织研究，他的名字已改成了卫亭良。
卫之民到了延安不久，这里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由于，卫之民在家里曾帮助父亲种过菜，这时他便枣园农场去大显身手了。当年秋天，卫之民的四十亩菜地获得了大丰收，1943年，他被选为中直机关甲级劳动模范。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警卫连的一个战士找到了卫之民，说是要在卫之民所种的地里给毛主席选一块地，毛主席也要亲自种菜。卫之民一听十分高兴：“没问题，就把我枣园四十亩菜地中最好的一块给主席吧。”卫之民又说：“主席日理万机，身体又不好，不能让他老人家来侍弄这菜地呢。主席的这块菜地我们包下了。”毛主席的警卫员听后高兴地走了。
替毛主席种菜，这使卫之民有一种说不出的光荣感和幸福感。还没到种菜的时候，卫之民就先把主席的这块菜地耕了出来。不久，毛主席又派警卫员送来了菜种，刘少奇同志也十分关心毛主席的菜地，他也送来了他在南方带来了苦瓜等一批南方菜籽。在这期间，主席也曾几来到他的菜地看蔬菜的长势。
一天，卫之民正给蔬菜浇水，就听后面有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只见毛主席和卫士长正向他走来。毛主席一边走一边看着脚下的蔬菜，走到他的跟前时停了下来：“小鬼，这几天，我们这里不下雨，我们的菜长得怎么样？”毛主席把“我们”二字说得很重。卫之民第一次和主席离这么近说话，显得有些紧张，但他马上调整了一下情绪：“主席放心，虽然这几天没有下雨，但菜地旱不着。你看这些菜长得还挺精神的。”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鬼，你辛苦了。”说罢就和他摆摆手，与卫士长走出了菜地。
卫之民看着毛主席那高大的背影，心中再一次涌起激动的涟猗。自从接触501开始他就对毛泽东这个名字牢记在心里了。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从那以后，他便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一定要见到这位伟人。来到延安以后，他对毛主席更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到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是毛主席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和敌人进行斗争。所以，毛主席在他的眼里是那么高大那么神圣。可是，今天一见，他感到毛主席是那样平易近人。想到这里他周身突然涌起一股热流，暖暖的暖暖的……在这以后，毛主席多次来到他的菜地，有时，吃过晚饭散步时也来看上一看。
在延安，卫之民一边搞大生产一边坚持学习，他的思想境界和劳动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他一生难以忘怀的岁月。
革命斗争的考验，使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使他逐渐走向成熟。转战东北、维护解放区的社会治安、消灭残匪、参加土改斗争……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延安的日子里，卫之民经历了很多，也迅速地成长起来。当时，中央决定要往东北派干部。卫之民就在被派的干部之列，而且带队的是曾在东北抗联工作过的陈龙。
1945年11月9日清晨，卫之民他们从延安出发了。1946年3月，卫之民他们经过了六个月的漫长跋涉，行程八千余里。历尽了艰辛困苦、生死考验，来到了西满军区所在地齐齐哈尔的昂昂溪。由于斗争的需要，上级将卫之民等八名中央社会部侦察骨干留给了西满军区。其余的同志继续前行到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北安。从此，卫之民这位从晋西走出来的汉子，在黑龙江扎下了根，并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为黑龙江的公安事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鉴于当时复杂的斗争环境，为了更好地保护好从延安来的干部，军区领导建议卫之民改名。从此，延安的那个卫亭良，便成为今天的卫之民了。留下以后，卫之民被分配到嫩江省公安处当侦察科长。卫之民任侦察科长之后，第一次独立工作，便接受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946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的西满部队大举进攻占据齐齐哈尔国民党部队，经过了一天的激战，胜利地解放了齐齐哈尔，还俘虏了三千多人，都关在东大营中。卫之民他们公安处在厉男的带领下，也随大军挺进，并直捣伪警察厅厅部。三天之后，卫之民便接到任务“解决”那三千俘虏。
于是卫之民先是四处联系，给这三千俘虏吃上了一顿饱饭，而后，进行分化瓦解。把那些罪大恶极的人送到了感化院。然后，对那些被迫当兵的人们说：“你们这些人，愿意参加我们队伍的就来报名，不愿意的就回家，我们给你们路费。”于是，好多人留了下来，另一些人都被遣送回乡了。
没到一天的工夫，俘虏被处理完了，南大营变得平静了。从此，卫之民在齐齐哈尔公安处一炮打响，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打这以后，他又挖出了藏在苏联领事馆内的国民党侦缉队，接着又挖出了国民党临走时安插的特务。1946年，上级派他到龙东县成立公安局，他任局长，与当地土匪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了锦州、长春、沈阳、解放了东北全境。不久，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卫之民他们又投入了斗地主分田地的热潮之中。这一年，他带领他的一个警卫员和一名侦察员组成了一个土改工作组，来到了塔哈区一个叫克勤屯的地方搞土改。
来到了屯中，卫之民便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接待他们的屯长不冷不热，表情漠然，这个屯长既没有显示出翻身解放的农民应有的那种热情，也没有显示出许多地主那样的对工作组的憎恨，奇怪的是这里的村民对他们的到来也躲躲闪闪，他们说的一些话好象都是些隐语，一般人听不懂，而且每个村民的脸上象挂有一层厚厚的霜。卫之民带领工作组到屯中转了一转，发现这里家家户户房门紧闭。
卫之民后来发现，这个屯原来就是一个土匪窝子。全村四十七户人家，家家都是土匪，就连那个屯长也是土匪。好家伙，原来这是一个土匪村。卫之民经过细致的感化工作，终于说服屯长，使之愿意配全合卫之民他们工作，而且说出了屯子里的几个土匪准备要偷袭他们的实情。
卫之民得到了这个消息，对另两名战友严肃地说：“从今天开始，子弹上膛，晚上睡觉不准脱衣服，轮流值宿，以防万一。”就在这危险的环境中，卫之民他们开展工作了，结果，除了个别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土匪受到严惩之外，其它人全都得到了宽大处理。
离开了克勤屯，卫之民他们这个土改工作队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到齐市附近的一个叫四家子的地方搞土改了。那里的情况比起土匪窝子，工作要好开展得多，可是，这里的斗争依然复杂而激烈。卫之民带着他的警卫员和侦察员张瑞祥来到这里后，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在村民的积极配合下，这四户地主的家产全部归农会所有。这样，贫苦的乡亲们便高高兴兴地在农会分到了从地主那里没收的财产。
有一天，卫之民得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回县里开会。两天的会很快就结束了，卫之民马上返了回来。他刚一进村，就有一个村民便慌慌张张地跟他说：“不好啦，你们的那个张瑞祥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儿？”卫之民焦急地问。“他强奸村里的一个姓王的妇女，农会主席已经叫人把他绑在了大树上，准备要杀他呢！”卫之民一听，火冒三丈：“这个张瑞祥怎么这等没有出息！干出这样的蠢事。”可他转念一想，觉得事情蹊跷，他要查个究竟。
对于张瑞的为人，卫之民是心中有数的，他虽然年轻，但他很精明，作风正派，工作踏实，绝不会干出这样的傻事的。是不是敌人设的圈套呢？想到这里，卫之民心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卫之民火速赶到农会。一看，场院里被围得水泄不通。张瑞祥被绑在大树上，农会主席正领着几个人，准备将其打死。正在这个时候，卫之民赶到大喊一声：“住手！”就见那些人“呼啦”一下散开了。卫之民对大家说：“现在问题还没有查清楚，如果张瑞祥真是有罪，再杀不迟，但是如果有人在这里搞阴谋、诬陷张瑞祥，那我就要拿他试问！”说罢，卫之民解开张瑞祥的身上的绳子。张瑞祥大哭，他要卫之民给他作主，他说是农会主席陷害他。
卫之民让村民们都回去，村民们渐渐地走光了。他先问了一下警卫员，警卫员说：“我一直和张瑞祥在一起，他根本没强奸那位妇女。”卫之民一听心里有底了。接着他又把那位姓王的妇女找了来，问她是否是张瑞祥强奸了她。他刚一问，那位妇女就哭了起来。她说张瑞强根本没强奸她，是农会主席让她诬陷张瑞祥的。卫之民一听，这火又腾地一下上来了。他告诉警卫员：“把农会主席给我抓来！”
不一会儿，农会主席来了，卫之民要他把张瑞祥的事情说清楚。农会主席一看卫之民那威严的面孔，吓得话也说不完整了。谎言必定是谎言，没有多大功夫，这位披着农会主席外衣的地主的狗腿子便交代了他的罪行。原来，这个狗腿子和地主串通一气，准备用这种方式，败坏工作组的名声，把工作组撵出去。卫之民听后，“啪”地一拍桌子，狗腿子一听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直喊饶命。
第二天，卫之民把全村人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大会，会上，那位妇女出来做证，为张瑞洗清了冤屈。卫之民又把狗腿子陷害工作队员的真正用意跟大家说了一遍。这一下，村民们愤怒了，他们一拥而上，把这个狗腿子当场打死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下，工作组在村民们中的威望更高了。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共和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卫之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又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1949年的秋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这个秋天对全国人民来说，绝对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巨大的丰收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人民收获了一个红红彤彤的崭新的中国！
不久，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长许西到嫩江省公安处任副处长，卫之民接任了齐齐哈尔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并兼任市检查署长工作。随着东北大区的的撤销，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卫之民被任命为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为赵去非。当时，为保卫新生政权，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陆续开展。这时，卫之民主管肃反工作，兼任省委肃反领导小组成员、肃反办公室主任，同时，分管治安、劳改、内保等工作。经过这一系列暴风雨式的巩固新政权的运动，一些混入内部的敌特分子、参加反动党团分子，全被挖了出来，一时间，各地监狱人满为患，根据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在北大荒建老改农场。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卫之民又带领老改局的同志到北大荒实地勘察。并带领全体干部开辟北大荒，战胜了重重困难，仅在北安就建立了十余个农场，接收了来自广东、河南、山东等全国各地移交的十万犯人。黑龙江为全国做出了贡献。
1958年，卫之民被任命黑龙江公安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后补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兼省公安总队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治委员。这年，卫之民三十八岁。他的事业升起了风帆，可是，他却面临着一场人生的灾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一幕虔诚而又狂热、神圣而又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上演了。一切都来的那么突然，一切都是那般蛮横，几乎没有一个思索的过程，几乎没有一个避让的机会，卫之民便和一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创建了卓著功勋的人们一道被卷入那股猛烈而又悲惨的狂潮之中。
1967年1月，他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公安厅看守所。没有什么理由，一切都是来自莫须有的罪名。他蹲在自己主持修建的这个看守所里，感慨万端。在这个时期，他被造反派游斗、他被投进监狱……他生活在一场恶梦之中。
1976年10月，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终于再次恢复了她往日的笑脸，“四人帮”跨台了！1980年4月，卫之民接到了公安部的通知，让他火速进京，参加审理“四人帮”的工作。
带着中央的指令和人民的嘱托，卫之民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也踏上了一场攻坚战的征途。
来到北京之后，他受到了公安部的热情接待。这时候，各省参加审理“四人帮”的人员已陆续到京。卫之民一看有淅江的王芳、江苏的洪培林、辽宁的左坤、河南的白均等，都是公安战线上的老将。卫之民他们被安排在公安部大院的五号搂。
战前动员会是在严肃的气氛下召开的，主管审理“四人帮”工作的是彭真，公安部刘复之和凌云同志具体负责指导卫之民他们的工作。卫之民他们的任务就是预审“四人帮”，为特别法庭公开审理“四人帮”提供更准确、更祥实的合法证据材料。会上，分了几个预审小组，分别审理王、张、江、姚及其它反党集团成员。卫之民被任命为第三预审小组组长。
第一小组主审张春桥，第二小组主审江青，第三小组主审王洪文，第四小组主审姚文元。
接受任务之后，卫之民马上和自己小组的成员胡之光（后任公安部部长）、程乃祥等人迅速制定预审计划，然后，立即送到有关部门审议。马上就要进入预审阶段了，卫之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激动。这时，公安部特意为他们制做了凡尔丁料的崭新的公安制服送来了，卫之民穿上制服往镜子前面一站，威风凛凛。卫之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虽然在此之前，中纪委已经从党内审查了王洪文，但却没有在法律程序来审查定罪，更具体地说是这些内部审查结果在法庭上不太适用。可是，这些审查材料在卫之民他们的手里却是一发发重型炮弹，每一颗都会炸响在王洪文的的耳畔，并直逼王洪文的心里防线。
在去往秦城监狱的路上，卫之民又在心里把王洪文的情况在头脑中过了一遍筛子。这个人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一个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靠造反起家，成为上海“工总司”的头目，1966年11月10日，他经手制造了“安亭事件”，至致使宁沪线全线停车，南来北往的交通中断。1966年12月31日，他又与“工总司”的其它头目组织了不明真象的群众围攻“上海工人赤卫队”，打伤九十一人，还制造了冲击上海市委、搞乱上海的“康平路武斗事件”。1967年2月，他爬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当年，王洪文又策动血洗上海柴油机厂事件，这次武斗造成惨重的损失，此外，他还参与组织了“一月风暴”等活动。从此之后，全国的武斗逐步升级。到京之后，他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串通一气阴谋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以为他们的夺权阴谋发展武装力量，在第四届全国人代会之前，“四人帮”暗自组阁，让王洪文向毛主席请示，后遭到毛主席的反对而使其阴谋未能得逞……想到这里，卫之民的拳头不由得紧紧攥起。
来到了秦城监狱，一组、二组、三组、四组等几个预审组准备停当，便各就各位了。他这个小组走进了审讯室。
审讯室内，灯光灼人，气氛紧张而威严。
王洪文进来之后，卫之民示意让他坐在被审席上。
这时，卫之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只见王洪文表情漠然，脸上已失去了住日的红润和飞扬的神彩，与他在报纸上的面孔判若两人。
第一次预审是在没有涉及到具体内容的情况下结束的，这次预审的主要目的，是让王洪文摆正自己的位置，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现在是罪人的身份。
第一次预审的良好效果，是在第二次预审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当卫之民他们第二次提审王洪文时，王洪文的态度已经稍微有了一些好转。
然而，王洪文毕竟是有一定“经历”的特殊人物，他很狡猾。说了许多，谈了许多，可就是不谈他的罪行，一会装糊涂，一会装病，不是上推就是下卸，并以他特殊的地位及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卫之民他们相周旋。
卫之民和胡之光等人抓住时机，猛攻王洪文的要害部位。准备从上海“安亭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打开缺口。可是王洪文却百般抵赖。面对这种情况，卫之民和胡之光等同志又决定用第二套方案，到中央挡案馆，查毛主席批件、查看各种记录。中央挡案馆的材料都是国家一级机密，能否可查？对此，卫之民面见彭真，及时向他做了汇报，彭真同意了他的想法。与此同时，他又派人到上海北京的有关部门查阅各种资料，收集王洪文的各种证据。
此时，其它小组的工作也都紧锣密鼓地开展着。虽然都有收获，可并不顺利：第一组，张春桥一言不发，以沉默抗拒；第二组，江青耍泼，百般抵赖；第四组，姚文元认错不认罪。面对这种局面，只好从他们中间最薄弱的环节下手，这就是从洪文这里打开缺口。所以，攻下王洪文，对最后攻下“四人帮”这个的堡垒，会起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卫之民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的份量。
在外围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卫之民小组又把关在上海的陈阿大等与洪文有关联的人都提到了北京，从这些人的口中，又获取了大量的证据。人证物证在手，再攻王洪文，就显得容易得多了。
但是，王洪文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一会说迷糊脑袋疼，一会又翻供。虽然他极力狡辩，但终不抵那如山的铁证和卫之民小组攻坚肯硬的耐力。最后，他终于低下了头，完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在“四人帮”中，第一个缴械投降的就是王洪文。
彭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他说：“四人帮”就象一个桌子，一共四条腿，卫之民已经打断了一条腿，这很好，其它三条腿也不稳当了。”
这一天，他得到了通知，让他参加预审“四人帮”总结大会，卫之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来到了会场。会上，彭真对他提出了热情的赞扬：“这次预审‘四人帮’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办案的同志很辛苦，卫之民这位能横渡松花江的人，都高血压了……”
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结束后，其他同志都已回到原单位了，可是，刘复之却执意让他留下来，交给了他另外一个重要任务－－继续清查康生、谢富治罪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们查清了康生、谢富治的重要罪证。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81年7月，卫之民又回到了哈尔滨，继续担任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兼做清查三种人的工作。在黑龙江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人大副主任，直至1988年离休。
离职后，他仍为公安事业奔波着、操劳着，他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部特邀咨询委员会委员，直到如今。
他在任黑龙江公安部门工作期间，出色地完成了警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金日成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首脑的任务。为黑龙江的公安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穿越了岁月的风尘，从敌后的白色恐怖中走来、从硝烟战火中走来、从延安窑洞中走来、从革命的征程中走来。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开始，他何尝有过今天这般舒畅，他何尝有过现在的这种情境。中国，这个曾装满自己光荣和梦想的名字，黑龙江，这刻着自己奋斗的足迹和融满自己汗水的土地，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更加充满了魅力和勃勃的生机。
风风雨雨匆匆过，不负人民养育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