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鲍氏桃园三结义探华夏的正声

                                                                  囗 鲍世银

摘要：“禹……安葬时穿了三层皮衣”，而鲍氏，是在禹之曾孙“相曾建都于帝丘”的忙碌之时，相之弟叫贞，为负责“虎豹以炳蔚凝姿”之皮革的管理者，称为鞄，以职务而得鞄氏之姓。至“杼曾‘征于东海’”而随征的鞄氏，见鲍鱼方有鲍鱼之鲍的概念，鞄通假鲍，且又得禹封泰山禅会稽之附近的封地，鞄之姓方转为鲍。直到懿父生三子，其三个房头是各有后人在世，而始有“东海分派”之说。
三鲍桃园合谱
《鲍氏文苑•敬叔公又一支回族后裔》中提道；“清朝年间称桃园县，属淮安府……还有一支是回族”。其桃园：就是现江苏泗阳县，据“《续文献通考》云：‘桃源县本宿迁之桃园镇’，其名见《宋史》”（民国版1986年注释本《泗阳县志》第7页），在（1276年）元始置桃源县，（1278年）元执宋宰相文天祥至桃源县，留下《小清口》“……明朝五十里，错认武陵行”，《桃源道中》“……吾家白云下，都伴北人归”，《桃源县》“我来行正倦，何处觅桃花”等诗，只因江苏桃源与湖南桃源重名，民国三年（1914年）改为泗阳县。
在《泗阳县志•氏族》中记载“鲍氏 望东海，姒姓，夏禹之后。春秋有鲍叔仕齐，世为卿士。又虏姓万俟氏改鲍氏，望上党。 上坝鲍：清初鲍儒自南京徙居治西上坝头，奉回……。谱系自始迁祖叙起，至今传十世，清道光三十年（1850）创修，至民国五年（1916）重修”，而“鲍儒”，是指鲍儒宁公、鲍儒久公、鲍宏久公“系同胞兄弟”三人。
而在其《俊逸堂•鲍氏族谱三修序》中，有“仅限据现存家谱记载，泗阳鲍氏系东海分派，以清康熙初年由金陵（今南京）来桃（今泗阳）之儒宁公，徽州来桃之宏久公，怡州来桃之儒久公三兄弟为始祖”。
其家谱《一世》栏里有：“儒宁 字 不事荣显卜远隐为高，由金陵迁桃源卜居于县西乡上坝头是为来桃之始祖，居金陵其祖名讳，权以分支世祖为一世，俟后贤往金陵查明再为更正。 配 张氏生子：金、玉”；“宏久 字，由金陵迁居徽州复迁于桃源之西南乡因居地高岭人遂称为鲍家岭是为迁徽州之始祖，居金陵其祖名讳字配均失其传，缘世祖儒宁公宏久公与儒久公系同胞兄弟，故并为一世，配张氏生子：良玉、良英、良球”；“儒久 字 由金陵迁居怡州闻兄等均迁于桃源，遂迁于桃，是为怡州之始祖因代远年湮居金陵其祖名讳俱失，其传故以来桃之世祖并为一世，此世系所以明而支派所以合也。配 氏生子：有富、有时、有运、有贤、有贵、有钦、久钦、永钦、淦钦、联钦”。
又见其谱《儒宁公支系简表》、《宏久公支系简表》、《儒久公支系简表》中的一世至六世的班辈，均是各成一派，至七世方三派统一为“嘉”字班辈，而后是“永、世、克、孝、其、后、乃、昌”。
为此，对其家谱设问而得：历代没有怡州的这个地方，但有同声韵字的沂州，“怡”实是“沂”字，清朝郯城县隶属沂州府，《郯城县志》、《沂州府志》均载，鲍照为“东海郯人”，其鲍照有“俊逸鲍参军”之说，沂州的儒久公系鲍照之后而到泗阳，故泗阳《鲍氏族谱》立为“俊逸堂”；三位的一世公，本不是同生身母亲的“同胞兄弟”，所谓“同胞兄弟”，实是区别于200多个“夏禹之后”的姓氏，指“东海分派”之远祖的母亲，指早于敬叔公之前的鲍氏的始祖。
虽《左传》中有早于敬叔公的“陈侯鲍卒”之“鲍”，这是其人之名而非鲍氏之源，《四库全书•史记•夏本纪第二》“孔又云‘虞氏，舜名’，则尧、禹、汤皆名矣”，“陈侯鲍”就是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中的“陈桓侯鲍”，而人表中的“陈桓侯鲍”与“宋文公鲍”的“鲍”，也就是人的名字。再有西汉经学家刘向《古列女传》中《宋鲍女宗》，按序排在《周南之妻》之后，《晋赵衰妻》之前，赵衰是公元前622年之前的人物，而宋文公鲍是公元前610～前589年在位，故《宋鲍女宗》之鲍要早于“宋文公鲍”，显然《宋鲍女宗》中到卫国的鲍苏公与到齐国敬叔公之鲍，本是同一脉；而那唐朝林宝《元和姓纂》所载“鲍敬叔，仕齐，食采于鲍”，译成白话文就是“姓鲍的敬叔公，谋官职到齐国，衣食住行依赖一个名叫鲍的侯爷”，这怎么能作为鲍氏的起源呢；且有《鲍氏文苑•祖脉觅踪》引文献“稽之《公羊传》，有所谓鲍广文者，与樑买子并仕鲁国，效忠于鲁孝公（公元前806～公元前769）之初年。夫孝公在周宣王之世，而叔牙与鲁庄王同时”，“桓公约生于公元前710年，那么鲍敬叔约生于公元前740年”（《鲍氏文苑•贤相鲍叔牙》）；尚有《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中从“1 少典——2 黄帝……6 敬康/ 禹……10 相/ 贞（封于鲍以为氏）……15 懿父——16 瀞 / 洛/ 浍……44 敬叔/ 恭叔——45 叔牙/ 叔僾”，就可以解其疑惑。
然《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也只是展现一支支谱的源流，如懿父公之后有二支不能说明，叔牙公之前有一支不知去向，叔牙公之时有弟的房头不见谱传。而泗阳的《鲍氏族谱》，却是三位鲍氏宗亲的合谱，其最大贡献，就是为天下鲍氏能否创立一个总谱，已作了一个可喜的尝试。
格物求真于桃
在中国社会官大位高者指鹿为马，而多见应声之徒，故世传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常自相矛盾。古之文献，是像汉语横批的书写，或像闪语文字的书法，就无不使格物求真、做学问者的脑袋左右“NO”“NO”地摆动。
在传说管鲍之交的盱眙，于熙宁三年（1070），见巍山《马氏家乘•咸阳王祧纪》有天方至圣的后裔，叫做所非尔的，率七万余人投宋，被宋神宗封宁彝庆国公，后安置本部护卫五千三百人以盱眙为中心的淮泗一带务农，由于男婚女嫁，攀亲带故，至使明初的胡大海、常遇春、蓝玉，连朱元璋的养子沐英等，都成为“十回保朱”的回回。然而宗亲北京鲍永臣先生的祖上随常遇春北征，该是娶了回女为妻，而成为鲍氏的第一支回族族群。反之跟随沐英征战云贵的鲍氏，沐英是回回，而“屯堡”的鲍氏与沐英没血缘关系，就不为回回族群。
由于科学家沈括在元丰年间（1081年前后），对包括有所非尔属下亲眷通过边境走动的现象，而有“回回”之俚语，且作了“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一诗，虽有点伤回族人的感情，却已被公认为“回回”的起源。到了乾隆四十三年，金陵刘智又从另一角度作了《回回说》一文。至于究竟何是回回？到了光绪年间，是鲍闲廷抄本《回回原来》，又对回回民族进行了另一番诠释，方使得每个回族人感到莫大的自豪和骄傲。
可是对回回的经文，是在明清之际，由王岱舆在金陵“以儒诠经”，陕西张少山又到金陵净觉寺讲学，刘三杰、刘智父子更在金陵著书传教，那时的金陵已成为中国回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就其回教，作过《新安鲍氏宗谱跋》的朱熹，在太原古清真寺，却为回教留下“百世好教”的题匾。而作为显姓的鲍氏，在金陵的鲍儒宁公，正因政局流变，鲍氏又处于日益衰微，已对回回教门是耳濡目染，故不图荣华富贵，而去寻找一个不受任何污染的“堵洼”——世外桃源，于是到了江苏桃源县的上坝头。
而出生在徽州的鲍宏久公，由于到过金陵，对人称黄山脚下的棠樾村为“世外桃源”，尤其对蜀源有“小桃花源”之称而质疑。另外鲍氏族人在理学方面的探索，也不能予以光大、创新，还不及金陵的回回。后有乾隆年间的逢仁公的《鲍氏五伦述》和刘智的《天方性理》，能较出谁更具有学术价值。故徽州的宏久公，亦不加入当时康熙初鲍氏惨淡背景下的争执，行往江苏桃源县西南乡，找个高岭地，修德而安居，而能接受回教教义，其岭，后叫鲍家岭。
儒宁、宏久公入桃先后娶了“成子河张”的回回女为妻，所生育儿女，虽为显姓的鲍氏，也就信奉着回教。
至于在怡州的儒久公听闻儒宁、宏久公之事，遂迁入桃源县，可已难考证儒久公是先在众兴，还是先在洋河居住，但是正为求真的缘故，也信奉着回教。其桃源三鲍的居地，虽势成鼎足，却终能合谱为一。
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四世祖聚浦公的创谱序中而道：“后之览者，克明其谱，礼文之相纠，酒食之相洽”，又对回教的禁忌，明喻三鲍的后人，予以探索。
就说酒，是夏禹的女儿仪狄最先发明酿酒，《战国策•魏策》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北宋的宁彝庆国公，顾名思义，就是祭祀连酒杯都不用的王爷，是忌酒的王爷；可《明史•列传第二十一•胡大海》“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曰：‘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及关住复被杀，大海遂无后”；然“俊逸堂”的“俊逸”，缘于酒中八仙之一杜甫“俊逸鲍参军”的诗句，而其堂号本与其家族有着密切关联，叫鲍参军的鲍照，好酒，有“奉君金卮之美酒”、“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等诗句，而桃源县特产有全国名酒洋河大曲，已属回族的鲍氏，对何时饮酒，何处忌酒，已用明文“礼文之相纠，酒食之相洽”通过族谱，召唤族人进行了探索。
翻开《鲍氏族谱》，对照民国版《泗阳县志•人物》：仕宦文职有“鲍登云 由县丞升授河南祥符县知县，历置鹿邑，杞县知县均有政声”，“鲍荣庆 任河南宜阳县知县”；武职有鲍成功，鲍成萃；忠烈有鲍登鳌，鲍登桂。登桂公的事迹之详，尚在省志。说明入桃后的鲍氏，因格物求真，在各方面都有建树。
即便泗阳《鲍氏族谱》中的我，“世银 配顾氏生鲍颉”是寻寻常常、普普通通，依旧潜心于自己领地的桃花源里耕耘着，然而“世银”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等典籍中，不因褐衣无学位而丢人现眼，多少也为“夏禹之后”的鲍氏争得一点荣光。
夏禹之后含义
全国各地的鲍氏支谱，都道“夏禹之后”。其夏朝的伟大的禹，叫夏禹，据《四库全书•史记•夏本纪第二》“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禹者，黄帝之玄孙”，可为什么不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呢？因为黄帝、炎帝只是人类文明始祖之一，而夏禹，却是建立国家、朝代、祖国、华夏民族的始祖，所以，每届的绍兴会稽祭祀大禹的活动，也就是国祭。
传说禹因治水铸九鼎而镇九州，《汉书•食货志》也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贡赋的产生，是出现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鼎对应的九州是中国，但当时只有“夏墟”一带才是夏禹的国土，“五子之歌”，就是超出自己国土的范围，在他部落的地盘，于是连回家的路都不让太康等人走，只好洛水边住下并作此歌，即使到“夏后相曾建都于帝丘，则夏人活动的范围，东面一直达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其外是他部落的地盘。而在《管子•封禅》中有“禹封泰山，禅会稽”，是相等于禹在今天联合国“封禅祭祀山川鬼神”。其“鬼神”，韩非子就认定是当时各部落的酋长们；而“会稽”，结合《淮南子》高诱注“在泰山下”，当信今人的研究成果“早期的会稽应在山东泰山附近，绍兴会稽是由山东的会稽乔迁而来，这是同某支夏后裔南徙入浙有关”（《中国古文明寻觅》）。
另外，夏禹还是禅让制的最后一位上上圣人，他先推举皋陶为后继人，谁料先禹而死，于是就禅让伯益。伯益自知功绩还不及禹之子启，就暂先让于启，想等自己干出一番大业，启会还位于他，然当时“有些诸侯皆去益而朝启”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启却居功未还位给益，何况“启筮，乘龙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太平御览》卷八十二之引），于是“（等之不及的）益干启位而启杀之”（《竹书纪年》），也就从启开始，禅让为传子所替代。
所以“夏禹之后”的说法，之强调禹，就是告戒后裔要牢记“禅让制”，至使夏朝之后鲍氏从无人会觊觎什么帝王宝座；而为什么不说成“夏启之后”，就是耻于启把帝位传给昏庸之子，故历代尽多辅佐君王欲为圣君的鲍氏之卿士。而鲍氏，本身就是渐形成国家之时的管理系统之中的产物。
在禹之曾孙“相曾建都于帝丘”的忙碌之时，相的弟弟贞作为负责管理皮革的鞄人，而得鞄氏之姓，鞄通假鲍，“又引《周礼•考工记》记载：鲍氏，管理柔治皮革工匠的官，鲍为借字，当作鞄 ”（鲍永臣《齐鲍氏钟》），《文心雕龙•原道》有“虎豹以炳蔚凝姿”，《史记》有“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又盗“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可想而知珍贵的皮革亦是夏朝帝王的象征，要不《中国古代野史》怎会载“大禹死后葬在会稽，安葬时穿了三层皮衣”，所以《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中“10 相/ 贞（封于鲍以为氏）”该是鞄，最初并非以封地，而是以社会职能而得姓。
直至“杼曾‘征于东海’”而随征的鞄氏，见到鲍鱼方有鲍鱼之鲍的概念，且又得沿海之封地，鞄之姓方会转为鲍，故引用《鲍氏文苑•五期•鲍氏源头探究》的推论：“鲍字无字意可解，在汉语里无它用，只是作为鲍鱼的名字使用而已，因此推断鲍姓的来源肯定与鲍鱼有关。而鲍鱼生长在海中咸水内，非内陆湖淡水生物，因此我们推论鲍氏起源于濒临沿海的山东省”。
关于鲍氏的最初封地，尚缺文献资料，而有待于出土文物的证实。但可从以下文字中“夏的统治到杼这时才趋于巩固，因此夏人对杼是十分的尊崇。杼以后，夏人不断向东发展，后杼时，很多东夷族都臣服于夏，并受夏的爵命。从这时起直到夏末，夏王朝始终是黄河中下游的统治势力”（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能进行定向预测。
其“夏人对杼”的尊崇，更不会减弱“夏禹之后”对大禹的独尊。杼、芬、芒、泄等帝，包括发、癸都常在自己的国都，连癸曾囚汤的夏台也在今河南省内。而作为已有鲍鱼之鲍姓的语境，这意味就是沿海一带才有，也就注定鲍氏整个家族在沿海一带行使着对国家的又一职能，然沿海一带作为家族可祭祀始祖的地方，那就是大禹封泰山禅会稽之处，所以鲍氏的最初封地，只会在泰山附近。可以肯定，大禹的什么遗物从泰山会稽迁出而有绍兴会稽的谜底一旦破解，鲍氏的最初封地也就迎刃而解了。
由于杼征于东海，随后东夷族的融入，繁华了夏，至此国家定义达到尽善尽美，华夏民族由此诞生而吸纳，祖国的说法也由此延伸而扩展。无论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爱新觉罗氏，较之于杼，只是百步和五十步之差别，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杼为中中人之品级，秦始皇亦是中中人之品级，且勿论汉武帝等帝王人之品级了，与上中仁人启、上上圣人禹的人之品级，是相距甚远。
然而“夏禹之后”的鲍氏，在其《古今人表》之中的鲍牧为下中人之品级，鲍牵为中下人之品级，鲍国为中中人之品级，鲍焦与老子、庄子、墨子、句践、文种等同级为中上人之品级，鲍叔牙与少康、芬、芒、泄、赵衰、范蠡、子贡等同级为上下智人之品级。鲍焦因“子贡讥之，抱木而死”，鲍焦人品低于子贡一级。另有“夏禹之后”的鲍龙，使上上圣人之中的至圣孔子“为之下车”，汉经学家刘向《说苑•尊贤》的书亦有载，这使得班固已无法列入人表之中，而至北齐《刘书•刘子•知人》中还道：“故范蠡吠於犬窦，文种闻而拜之；鲍龙跪石而吟，仲尼为之下车”，因范蠡人品高过文种一级；以此类推而问，鲍龙与仲尼人品谁高？谁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原型呢？
所以，只要识字的，对自己鲍氏有所了解的，都会以之上鲍氏先祖为榜样而扬长避短，以至从“好学明经”的汉鲍宣起，在各个方面，人才辈出，会为祖国，为国家，为华夏民族，即为中华民族锦上添花而作贡献，尤其进入廿一世纪更把“以热爱祖国为荣”放在首位。
东海分派探源
家谱、县志、国史常是相互渗透，亦能辨认虚实。在《泗阳县志》中载“鲍氏 望东海，姒姓，夏禹之后。……又虏姓万俟氏改鲍氏，望上党”。
正与《鲍氏文苑•八期•谢均祥•鲍氏源流考》所说：“鲍姓来源有二：一支出自姒姓……一支系鲜卑族姓氏所改……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3年自山西大同迁都洛阳，496年进行汉化改革，定族姓，将鲜卑族俟力伐改为鲍氏”所吻合。
再参阅《北史•魏本纪第一》“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再浏览宗亲世行先生《“上党”之来龙去脉》中说“……方志中有’居太行之巅，地势最高，与天为党也’。总之，是说它的地势高”，正是山的一高一大，而《史记》又载“禹之曾大父昌意”之鲜卑族，故管它山之方圆有多少郡望，在一个胜于禅让的总统选举制的社会里，民国初的《泗阳县志》中，就统统为“望上党”。
曾有宗亲亦冈先生《鲍氏族系发展演化
轨迹初探》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上党、河南、泰山、东海的“望出四郡”的说法。而以地理位置划分，“杼曾‘征于东海’”从泰山会稽迁至绍兴会稽的“阀阅世家”的鲍氏，以长江分界江南、江北的沿海一带，还包括了长江中下游，而二十世纪初的研究成果，在《泗阳县志》中的体现，这就是“望东海”。
至于鲍氏历史名人的东西向迁移，多以出生地为算，就以汉鲍宣的九代人为例：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其子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其孙鲍昱，字文泉，上党屯留人。至于鲍永是在“引起光武帝的不满，被逐出京城，贬为东海国相”之后，而其孙子鲍德正生于“东海”，也就在浙江兰溪石渠《上党郡鲍氏大宗谱》上提到：德为迁东海始祖。然则鲍信是泰山郡平阳（今山东新泰）人，死命救了曹操，曹操念其功封鲍信之二子鲍勋，曾为曹丕做太子时的属官，勋在朝是“百僚畏其严惮”，最终被曹丕泄私愤所杀，而为有曹丕立曹操为魏帝，故泰山郡鲍信之长子鲍邵或后人创家谱，所立高祖鲍昱为泰山始祖，也就是很正常之事。
以此看来：泰山始祖昱可繁衍东海始祖德，东海始祖德又归根上党屯留的永。
其实永之父是宣，宣之上的十八代祖才是
叔牙，而叔牙也只能属于东海分派。因为

叔牙是兄弟俩，叔牙之父是敬叔，而敬叔
又是兄弟俩，这里已经有了几支房头，其各自都是属于东海分派。根据文献资料所显：宋朝的鲍浩然，汉朝的鲍恢，春秋的鲍焦、鲍龙、鲍牧，他们都不在叔牙所传的家谱之中，他们都该是东海分派，都属于东海派，哪怕鲍宣的子鲍永、孙鲍昱是上党屯留人，也都是“望东海”。据已有具体事迹的“望东海”的鲍氏历史人物中，鲍叔牙名气最响；而人品却是：鲍龙第一，鲍叔牙第二，鲍焦第三，鲍国第四。鲍国是鲍叔牙之子，并非鲍叔牙一支独秀，而鲍焦更优秀于鲍国，鲍永只与鲍恢平分秋色。
鉴于《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中所示“9 仲康——10 相/ 贞（封于鲍以为氏）……15 懿父——16 瀞 / 洛/ 浍……30景叔 / 谅叔……37 祯祥 / 禧祥……44 敬叔/ 恭叔——45 叔牙/ 叔僾”，这都能派生出“东海分派”，从贞至懿父是五代单传，而至懿父才生有三子，其三子的家族是各自所传，也就始有“东海分派”之说了。而在《泗阳县志》所载“虏姓万俟氏改鲍氏”，或谢均祥所说“鲜卑族俟力伐改鲍氏”的，这才是真正的“望上党”。
所以，吻合《泗阳县志》的《鲍氏创修支谱序》，虽然“奉回”，却在“大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有“吾姓自东海分派来”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