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全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无数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沦陷区满目疮痍。1945年8月l5日日本战败而被迫投降，当时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认为苦难熬出了头，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努力建设家园。谁知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派出大批官员，来沦陷区搞接收日伪财产，可这些官员变接收为“劫收”，不但抢夺日伪机构财产，而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搞“五子登科”(即抢夺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而另一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帮助下，用飞机、兵舰，大肆调兵遣将阴谋挑起全面内战，妄想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人民的极大不满，群众中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愤怒之声，而积极分子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与反动统治进行斗争。
1945年冬，中共地下组织上海店员工作委员会决定，为了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绸缎、棉布、呢绒、西服、时装、估衣等衣着行业的职工，筹备成立衣着业同仁联谊社，因此，调集衣着业地下党员，建立支部负责筹备工作。支部以鲍士用为支部书记，周泰、郑尧赓为支部委员，后又增补宁武、姜猷良为支委，经衣着业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于l946年3月4日成立了衣联社。参加衣联社的同业职工达七百多人，到1948年冬社员发展到二千五百多人。
1948年1 O月23日下午，支委姜猷良突然被反动当局逮捕，上级通知我和周泰撤离上海。当时我妻子生孩子还未满月，我别离妻女，几经周折于11月下旬到达苏北解放区合德镇中共华中党校，编人党校14队，参加学习。1948年12月底，因工作需要，上级调我去淮安市政府筹建“淮安市外宾招待所”，准备接待一批民主人士去北京。市政府迅速指定一处花园小洋房为所址，调集一批最好的家具、被服等并派来三位干部共同做筹备工作。后因民主人士去京的路线改变，招待所改为主要接待来解放区的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和部分科技人员。1949年3月末，我又调回华中党校。
革命形势发展比预期更快，蒋军兵败如山倒。华中党校14队奉命南下，改番号为“南下干部纵队五大队二支队”，我被任命为支队党支部委员。1949年4月下旬南下扬州，暂住在扬州郊区农民家中。4月30日晚上，我们接到5月1日渡江的命令，1日凌晨出发，到达长江边时天刚黎明。长江浩瀚，风平浪静，一望无际，一轮红日从水面喷薄而出，江边帆樯林立，岸上待渡大军伫立，景色迷人，气势极为壮观。我撤离上海已有半年，现在就要渡江向上海进军了，那兴奋、激动心情，难以言表。
那天，我们是乘从蒋军中缴获的美国造的大型登陆艇渡江的。登陆艇快到达镇江时，有2架敌机飞来侦察，并用机枪盲目扫射，幸未造成我方伤亡。上岸后，我们支队按上级安排，先在镇江郊区农村休息，晚饭后，夜行军。到丹阳后，除少数同志分配去贸易、金融、教育系统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到工会系统。二支队改为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店员队，划归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以下简称华办)领导。店员队共有四五十人，其中多数人是上海原三区百货业和益友社的地下党员。店员队建立支部，上级指定我为支部书记，万其汀为队长。在丹阳我们学习文件、听报告，特别学习党对城市工作的指示、政策，入城纪律等等。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在丹阳。一天早晨六时许，华办领导通知我和万其汀两人，立即去华办开会。到华办后，由华办负责人朱俊欣、汤桂芬带领范小凤、韩武成、吴涤苍和我们等共十多人一起去华东局开会。主持会议的是饶漱石，参加会议的首长有陈毅、刘晓、章汉夫等多位。这是一次专题检查工会工作的小型会议。华办由朱俊欣作全面汇报，其他同志做简要补充，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当时上海战役已经打响，领导们一面指挥作战，一面分别检查解放上海后的各系统各方面接管准备工作。陈毅对工会工作汇报听得十分仔细，他边听、边问、边作指示。陈老总讲话深入浅出，既严肃又风趣。他反复阐明城市工作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做好工会工作。记得那天他特别问上海公用事业的职工和清洁工人的情况，要我们务必做好他们的工作，保证做到解放后的上海电话畅通，电力供应、交通运输、清洁卫生等都要保持正常。保证上海是一个“亮”上海，光明的上海(指电灯发亮)，不要“暗”上海；是一个“香”上海，清洁的上海，不要成为一个“垃圾”的“臭”上海(指垃圾、粪便能日日出清)；要警惕和防止反动派破坏和流氓、粪霸捣乱。在谈到对民族资本家问题时，我们有个别同志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左”的情绪，陈毅十分敏锐，马上严肃指出这种“左”的情绪的危害性。并耐心地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教育我们必须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切忌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行事。还告诫大家要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不可以“解放者”、“接管者”自居等等。真是语重心长，使我们终身受用。这次会议，至今虽已时隔半个多世纪，但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49年5月26日上午，我们从丹阳坐火车前往上海。在丹阳车站巧遇华中党校14队原支部书记江春泽(汪秋涛)同车来上海。我们先在上海郊区待命，夜间乘大卡车进市区。因为公路受战事破坏，车子时行时停，车速极慢，到市区已是午夜。当夜暂住在交通大学，第二天住到扬子饭店，后即移去外滩上海总工会办公(原交通银行大楼，由军管会拨给上海总工会使用)。
上海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们又投人了新的战斗!
原载《老战士解放战争回忆录》
附注一
中共原上海地下市委委员、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陆志仁在为《益友社十二年》一书写的《前言》中说：“194O年，当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上海工作时，提到店员、职员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组织像银钱业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益友社等综合性文化团体，参加的职工数有的多达五、六千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十分高兴，认为具有这样广泛性的群众团体，过去是不多的，要努力把这些团体办好。环境再艰苦，也要紧紧依靠群众，尽一切可能坚持下去。接着党中央发来电报，指出这样的团体，对于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广泛发动群众意义重大。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
中央的评价和指示，也是对益友社等团体中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辛勤工作的评价和期望。”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在1984年为《益友社十二年》和1988年益友社成立五十周年时，先后题词“众志拔三山，潜龙起九渊，风云一回首，四十七年前。”(潜龙指上海店职员群众。四十七年前指1984年题词时离益友社1938年成立时是四十七年。)“壮士卫山河，真谅多闻，同气连枝皆益友；歌声动天地，激昂慷慨，红星孤岛忆当年。”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斗争，为益友社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发展(社友达到15000多人)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鲍士用曾任该社常务理事、社支部主任。
附注二
鲍士用 又名良佐、兆寅。生于公元1922年8月17日。浙江鄞县三桥鲍氏后裔，石契镇绕湖桥支派，贤字行。
1935年三桥鲍氏宗谱第十一次纂修告成，其祖父茂玉公率领其父忠棠公、其叔忠芳公及鲍士用等人，提前数日撑船前往参加宗谱落成典礼。
返家后不久，鲍士用便被家人带往上海当学徒。1987年从上海市静安区政协主席职位上离休。
（鲍忠裬 推荐）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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