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物                              《鲍氏文苑》总第二期（2000年10月）

                                  鲍树民的《坊林集》
                                                                              曹度
歙县棠樾村头的牌坊群，如今成为一个旅游的热点，到黄山旅游的人，若是想欣赏一下这个地区的人文景观，那么，这个牌坊群是少不得要去看看的。这是一幅气势宏伟的图景，人们来到那里，看到那一座座高耸在村头田野里的石牌坊，莫不发出赞叹，感到震惊。
歙县有悠久的历史和昌盛的文化，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明清两代的石牌坊甚多，但是，将多座牌坊集于一处，使之构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却只有棠樾村一处。
棠樾村的牌坊群体，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象，这种景象在全国也属罕见。人们在目睹了这种独特的文化景象之后，都想追寻它的历史，了解它建造的原由，探索它存在的奥秘。 棠樾村头的牌坊群是聚居在棠樾村内的鲍氏家族建造的，是这个家族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文化景象，要想探索这种文化景象存在的奥秘，那就首先必须着眼于这个家族，了解这个家族的演变发展过程及其特征。
大概是为了回答旅游者所提出来的问题吧，这些年来，鲍树民同志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棠樾村的鲍氏家族，记叙了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也记叙了这个家族所给予我们的各项文化遗产，内容涉及宗法、经商活动、文化建设、风俗人情、民间传说、房屋建筑等等方面。现在，他将这些文章搜集起来编辑成书，定名为《坊林集》，交与了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坊林集》的问世，无疑地可满足旅游者的愿望，有助于人们去理解棠樾村头所展示的这种文化景象。然而，这册书也不仅仅是回答了旅游者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鲍树民写这些文章着眼的是棠樾村内鲍氏家族，为我们综合地展现了这个家族的发展过程，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其中可考察与思索的问题自然不会单是一个“石牌坊群"。人们在读了《坊林集》后，会感到其内容要比自己所想到的丰富得多。
我是今年春天读到《坊林集》原稿的。当时，我就认为鲍树民同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坊林集》中所介绍的这个鲍氏家族。
聚居在棠樾村的鲍氏家族，是一个以“孝悌"为核心，严格奉行封建礼教，倡导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宗族群体。自南宋以来，历元、明、清三个朝代，这个家族曾出现了众多的忠臣、孝子和节妇，立传于《民国歙县志》中的贞节烈女有五十九人之多，孝行的事迹则尤为突出。同时，这个家族又以它的富商大贾而闻名于世，在清代的乾嘉时期，曾出现了鲍志道这个显赫一时的人物，他是个“藏镪百万，号称江南首富"的大商人。
牌坊是一种门洞式的建筑物，用以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功德。耸立在棠樾村头的牌坊群，分别旌表鲍氏家族中的忠臣、孝子和节妇，便是这个家族宣扬封建礼教、标榜封建功德的一个最好的见证物。他们旌表这些封建的卫士和殉道者，使之成为族人的表率，发挥“承先启后”之作用，从而达到巩固宗法制度和封建统治之目的，其作用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有趣的是，这个石牌坊群的兴建，却是出自这个家族中的大商人鲍志道之“义举”。鲍志道在发家致富后，不单是花重金建造了那座牌坊群，还办了书院、建宗祠、置祀田、为节孝人请旌等等，干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礼教的事情。尤其需要一提的是，他和弟弟启运别出心裁地构筑了“世孝祠"、“女祠"，这更是他为维护封建礼教所做的大事。鲍志道所做的这些事，若是在西方人士眼中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史上，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是反封建的，他们积累了资金去创办工厂发展资本主义，是绝不会像鲍志道这样花重金去做维护封建制度之“义"举的。
然而，在鲍志道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文化现象，却产生于中国的土壤，顺乎中国的国情，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存在是合理的。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奥秘：“贾而好儒"。
“贾而好儒"是徽州商人的一个重要特色，而鲍志道一家在徽州商人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一家，“处者以学，行者以商"或“去贾为儒"，或“弃儒为贾”，或“亦儒亦贾”，做到了官、儒、商一体。这样，他们这一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便与封建政治势力紧密结合了，商人可依赖封建政治势力进行各项活动，从而左右逢源，亨通利济；封建统治者也可利用商人所提供的金钱来巩固其政权。由此看来，鲍志道一家干了一系列维护封建礼教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异了。
鲍志道一家这种贾、儒结合，在当时的徽州商人中是极为普通的。徽商此一重要特色，目前已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的学术专著。
学者们探索此一问题，是由于要寻觅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学者们探索此一问题，还由于想捕捉到中国文化独特形态，以及这种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否发生了积极的作用。
毫无疑问，其中可供探索的问题是很多的，而且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当然，鲍树民同志所写的这些文章并非学术专著，只是如实地记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而没有作深入地考察。但是，他至少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材料；不仅如此，还由于他是这个鲍氏家族中的一份子，在写这些文章时如数家珍，这样就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这个家族的真实面貌，这是难能可贵的。
徽州的区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有典型意义。清理这份文化遗产，至少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内容。但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我们需要综合地展现这种区域文化的发展过程；需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去探索这种区域文化的特征；同时，也需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就象鲍树民这样为我们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家族的来龙去脉和他们的文化遗产。在读了《坊林集》后，我曾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有更多的人投入此项工作，将徽州地区一个个的大家族的来龙去脉作详尽的叙述，向我们展示其发展的过程，那么，这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去研究与探索徽州的区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