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牙与杞国
                                                                           口冯钦淮
        鲍叔牙，杞国君后裔，春秋时仕齐国，相传其故里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杞人治国之“忧天”思想，在他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一、鲍叔牙为杞人之后裔
        杞氏之源，在《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说明杞氏由姒姓而来，是以国名为氏。可到“殷时或封或绝”(《史记•陈杞世家》)，春秋时杞氏的情况，据《通志•氏族志》：“夏禹之后成汤放桀其后稍绝。武王克纣，求禹后得东楼公，而封之于杞。……凡二十世以国为氏。”
        鲍氏之源，《通志•氏族志》云：“夏禹之后，有鲍叔仕齐，食采于鲍，鲍因以为氏。鲍叔，字叔牙，进管仲于齐，齐遂霸诸侯。”此段话说明：鲍氏是以邑名“鲍”为氏；鲍叔牙为鲍氏受姓始祖。
        鲍氏与杞氏有何联系?在《姓苑》中有答案：春秋时杞公子有仕齐者，食采于鲍，因以命氏。以此可知，鲍氏始于禹王之后的杞公子，还可以这样说，鲍氏是杞人之后，鲍叔牙是杞公子。何为公子?《礼•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清代孙希旦《释解》云：“公子谓诸侯庶子也。木之旁萌者日孽，故以为庶子之称。”按照周的制度，王公贵族的子孙有大宗、小宗的区别。嫡长子称大宗，继承父亲的职位；其他的儿子为小宗，成为大宗的臣属。天子的小宗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统称王族；诸侯的小宗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统称公族。以此看来，鲍叔牙是属于杞国的小宗，不是杞国君的嫡长子，但是杞人的后裔。
        鲍叔牙生卒年代，史无记载。但从他仕齐时间，可略知他所在年代。《史记•管晏列传》中有“鲍叔事齐小白”的记载。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登君位的。可见，鲍叔牙大约生于齐僖公时，其生涯主要在齐襄公至齐桓公时代。《管子，大匡》云：“(齐桓公)五年(前681年)，宋伐杞……公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齐)桓公筑缘陵故城以封之。”《史记•陈杞世家》云：“谋娶公当周厉王时。”周厉王在位为公元前857—842年，依此算杞国迁缘陵是为杞悼公时，按有关专家考证也正是杞国从新泰迁缘陵之时。结合鲍叔牙所在年代，鲍叔牙应为杞桓公之子。
依上说述，鲍叔牙姒姓先祖是：
        禹一启帝一仲康帝一相帝一少康帝一予帝一槐帝一芒帝一泄帝一不降帝一孔甲帝一皋帝一发帝一履癸帝
        鲍叔牙杞姓先祖是： 东楼公一西楼公一题公一谋娶公一武公一靖公一共公一桓公
        二、鲍叔牙是“忧天”思想的实践者和发挥者
        (一)“忧天”激励鲍叔牙成为齐国的大夫
        杞国，能以多迁而不灭，立国达千年之久。一方面，他是“夏后禹之后裔也”， “以奉夏后氏祀”(《史记•陈杞世家》)。其主要原因，应是他“忧天”的治国思想。“忧天”，蕴含着强烈的自保意识和生存意识。孟子有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语出《孟子•告子下》)的名言，正是对“杞人忧天”的一种全面解释：艰苦的环境激发人振作，使人时刻不忘为生存斗争；安乐的环境使人骄傲，促人坠落死亡。鲍叔牙，所生长的环境，正是杞国“寄人篱下”，身为公子的鲍叔牙“忧天”更是“根深蒂固”，深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朝乾夕惕”(语出《周易•乾》)的道理，这应说是他能“仕齐”的动力所在。
        杞国自春秋前迁新泰境内后，国虽在，其处境比亡了国也好不了多少，上祖的富贵，在杞国国君来说也只能是记忆而已，以“忧天”而保其国不灭。而作为杞公子的鲍叔牙，已失去了剥削奴隶的条件，没有采邑，也没有手艺。一贫如洗的鲍叔牙受商民族亡国而经商的影响，在南阳与管仲经商，以此为谋生之道。但心中却很不满足，在逆境中从长计议，为在治国上出力做准备。正像《吕氏春秋》所言：“故智上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如他从与管仲的交往中，“深知管仲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迟早会一飞冲天”，鲍叔牙“总让他三分”(《齐文化丛书•鲍叔牙》)。这一点也说明鲍叔牙的精明所在。
        齐国从姜尚起，为了成为强国，经济上是走的“工商立国”路子。
        齐国开国之时，“太公以齐地负海渴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力”(《汉书•地理志》)，这是姜尚为兴国而因地制宜所采取的措施，目的“使之逐渔盐商之利”(《史记•货殖列传》)>这就确定了齐国在经济上“工商立国”的路子。结果是，因“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太公世家》)。这条路子的确定，究其原因与姜尚受封之前当过屠夫，干过商业，“盖尝穷困”是有直接关系的。
        齐国在政治上，为了维护宗法，“尊贤而尚功”(《吕氏春秋•长见》)
        所谓尊贤，即唯才是举；所谓尚功，即有功即赏。由于尊贤、尚功，而激励人民奋搏向前，求其功名与财富。结果，“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吕氏春秋•长见》)。对于齐国在政治上的这一策略，《汉书•地理志》日：当年，姜尚治齐，修道述，尊贤智，尝有功，故齐人迄今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豁达，足智多谋。
        但到了鲍叔牙时代，齐国公室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结果是“民参其力，二入公室，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在政治上，“礼将大崩、乐将大崩的趋势”(《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第3章第2节)。就拿齐襄公来说，“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国君如此，况公子贵族。“在这情势之下，人民受不了饥寒，自然逃向那待遇较好的陈氏去了。”(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 齐国为了复苏经济，维护统治者的宗法制度，不能不招似开国鼻祖姜尚那样的贤人，既有从商的经验，又能用商人的眼光来观察齐国政治。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才能找到治国之根本。这就为经商的鲍叔牙仕齐铺平了道路。因此，齐僖公派其辅佐小白，“(齐)桓公自莒反于齐”，欲“使鲍叔为宰”。事实证明，鲍叔牙是位贤人，例子不需多述，但看鲍叔牙200多年后孔子对他的评价。当子贡问孔子谁在人臣中最贤时，孔子说：“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孔子家语(贤君》)
        (二)“忧天”使他辅助齐国为霸
        “勿忘在莒”的思想，使他“谋身之心而谋国”(《慎子(逸文》)。史称：“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时能为霸，当应首推鲍叔牙的辅助。其所为，又是对“忧天”思想的发挥。从他对齐桓公的影响、与管仲的关系、治国主张中足以说明。
        三、鲍叔牙对齐桓公的影响：
        “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苟子•王制》)也就是说：称王、称霸、安存、危殆、灭亡，其关键在于君主自己，不在于别人。因此他极力使齐桓公成为正君，达到“一正君而国定骄”(《孟子•离娄章句》)之目的。这应说是他治理国家的一条重要战略。如他拥立齐桓公、使其“勿忘在莒”、“犯颜直谏等。
开初，他对齐桓公(即小白)认识是片面的。鲍叔牙仕齐后，僖公派他辅佐小白，而他称病不出。是因小白不是太子，不可能继位。但当听了管仲对小白的全面分析和与公子纠的比较后，认为小白为人大器，有远虑，将来能成就大事业，故接受了齐僖公的委任。僖公死后，他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看到了齐国即将内乱，为免遭不测，保护公子小白逃出国外；当襄公被杀，国家权利处于真空状态时，鲍叔牙看准时机，日夜兼程掩护小白返回齐国，使公子小白比公子纠早返齐六天，而成为齐国国君。
        《吕氏春秋•直谏》载：齐桓公因遭难逃亡莒国，历尽艰险，后来成了齐君。有一次齐桓公大宴群臣，大夫鲍叔牙为激励他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祝酒辞中有“勿忘出奔在于莒也”句。“忧天”思想始终指导着鲍叔牙的思想和行为，是他仕途中不可忘怀的座右铭。“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商君书•开塞》)他仕齐后，不能不考虑齐桓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约束他、激励他，使他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要不何以脱口而出，又这么亲近而感人。所以，桓公听后非常感激，故避席而再拜。“勿忘在莒”的思想，应是鲍叔牙在齐国的具体情况下对“忧天”思想的发挥。也看出“忧天”思想，在鲍叔牙的身上是永固的。管子说过：“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管子•戒》)
        鲍叔牙深知“伴君如伴虎”，也深知“过而不悛，亡之本”(《韩非子•难四》)，而“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不如危身”(《孔子集语•臣术》)，因此他以社稷为重，敢于犯颜直谏。如齐桓公霸业有成后，自觉与尧舜相比不逊色，于是想铸大钟来铭记自己的功德勋业，以昭示天下后人。鲍叔牙知后，而故问桓公之功德，桓公滔滔不绝地说：“我曾围谭三年，得而不有，是仁；北伐孤竹灭令支而返，是武；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是文；九国诸侯重礼来朝而我不受。是义。我尽有文武仁义之功德，难道比不上尧舜吗?”鲍叔牙却直言不讳、针锋相对地历数他的非仁、非义、非武、非文之事实。并严肃地说：“人有过之而不能自知者，若无天灾必有人祸。”犯颜直谏，使齐桓公知错而愧，激动地说：“寡人有过，幸亏您提醒，这社稷之福。若非您及时批评，我迟早要犯大错误。”(《说苑•正谏》)所以，管仲对桓公陈述鲍叔牙的优点时说：“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即鲍叔牙)”。因此，他“请立为大谏之官”，桓公“故使鲍叔牙为大谏”(《管子•小匡》)。
        四、管仲与鲍叔牙：
        人称“管仲以其君霸”(《孟子•公孙醌》)。但管仲的成长、仕齐，鲍叔牙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对于管仲的成长，管仲有一段肺腑之言，“管仲日：‘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贫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史记•管晏列传》)在“及立小白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史记•管晏列传》)的情况下，完全是靠了鲍叔牙的知人之明和高度智慧，管仲这位旷世奇才才不被鲁国杀害，而回到齐国。
        当“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时。鲍叔牙却说：“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理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理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理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木包)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在齐桓公不忘管仲那一箭之仇时，鲍叔牙则辩为“夫为其君动也。君有宥而反之，夫忧是也”(《国语•齐语》)，鲍叔牙“以身下之”(《史记•管晏列传》)。鲍叔牙的有力劝说，才使齐桓公不计前仇，而任用管仲整整国务，改革内政。
        管仲为宰后，鲍叔牙力助其主张。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宋伐杞”；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83年)，“狄人伐卫”；桓公“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当管仲与桓公意见不同时，鲍叔牙认为管仲分析其利害有理。故谏桓公依“夷吾之言”(《管子•大匡》)从此看出，鲍叔牙与管仲在治国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不是随声附合。
        对鲍叔牙的荐贤及鲍叔牙与管仲之比较，《孔子家语•贤君》中有一段话很精辟，其曰：“子贡问孔子日：‘今之臣孰为贤?’子日：‘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子日：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日：‘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孔子家语•贤君》)
        五、行礼义名廉耻：
        “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鲍叔牙始终把行礼义明廉耻，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当齐桓公认为自己有文武之功德，要铸大钟铭记勋业时，他说：“当年公子纠是您兄长，您与之争位而不能让，非仁；背太公之约而侵鲁境，非义；与鲁盟而在柯之盟坛上屈于曹刿之剑，非武；侄睇不离怀衽，非文。”这虽是对桓公而言，也是他对行礼义明廉耻思想的表达。又如桓公五年(前681年)后，齐国实行的“对外，攘乱施恩取信于天下诸侯；对内，宽以使民，恢复经济，建章立制，选贤任能”(《齐鲁文化丛书•鲍叔牙》)的谋略，都是鲍叔牙等人所策划。语出《史记•管晏》的“管鲍之交”、语出《说苑•复恩》的“士为知己者”、语出《国语•齐语》的“三衅三浴”，都是对鲍叔牙这种品德的赞颂。
        鲍叔牙对“忧天”思想的实践和发挥，不仅使齐国强盛为霸，而且薰陶了后代，使“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史记•管晏》)直到战国初期被田氏攻灭，子孙出逃别国。
                                                                                                                                           鲍永臣供稿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