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人敌特第一人
                                                                         口鲍俊盛整理供稿
        鲍君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打入敌特机关的情报人员。化曾化名杨登瀛、刘君珊，19011年出生，广东中山县人，1919年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曾参加学生军。不久，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继续学习并毕业。而后在大阪日支经济通译社任译员，后在上海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五卅”运动时期，鲍君甫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鲍君甫与陈养山是旧友，早有交往。陈养山是中共特科人员，经常拿一些进步书籍给鲍君甫看，并有意培养他人党。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鲍君甫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2月，蒋介石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之后，就着手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此事由陈立夫负责。同年初，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等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当时任党务调查总干事的杨剑虹选定他的同乡鲍君甫来筹建，并将其溉到陈立夫家，陈立夫对鲍君甫很是欣赏。之后，匏君甫在见到陈养山时，便将国民党派其到上海做特工的重要情况告诉了陈，并表示仍为共产党工作。陈养山见鲍君甫态度诚恳，加之对其的了解和信任，所提供的情况又十分重要，就立即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有关负责人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随即派中央特科陈赓与鲍君甫见面，直接了解了鲍同国民党的关系。经过妥善安排，并向他布置了任务，规定了与中央特科的直接联系人(陈赓派连德生做鲍君甫的保镖，派安娥做秘书，并经请示中央批准给鲍买了汽车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设了办事处)，直接受中央特科领导。不久，鲍君甫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从此，鲍君甫成为我党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问谋人员。此后，他打着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招牌，实际上受中共中央特科的指挥，在上海国民党的军警机关和帝国主义的侦探机关内独立地进行活动。由于鲍君甫工作“积极”，很会处理，受到陈立夫的信任。1929年底，调查科主任徐恩曾(陈立夫的表兄弟)开始将陈立夫交下来的上海方面的重大案件，全鲍君甫部交鲍君甫办理。于是上海的敌特机关进一步置于中共中央特科的控制之下。1930年上半年，陈赓通知鲍君甫，我党有两个地下机关被暴露，巡捕房及华界(中国地界)当局准备去抄查，希望鲍能做些工作。鲍君甫接受任务后，立即将文件等物转移，使当局搜查时扑了空。1930年秋，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当时被关押在凇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这个负责人就叛变了。中央特科为查实被捕者身份及是否已叛变，派陈赓的助手刘鼎扮成鲍君甫所请的“专家”到看守所拍照，经确认此人确系叛徒，最后此人还是被国民党枪决了。一次有个叫黄茅洪的黄埔一期学生，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就想叛变投敌，并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为其效劳，还告密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蒋介石非常重视，将案件交给陈立夫和徐恩曾，陈、徐二人又将此事转交鲍君甫承办。鲍君甫及时将情报告诉刘鼎，并故意拖延时间。刘鼎及时转告陈赓，然后转告中央，周恩来证实确有黄茅洪其人约他在一个邮局里见面。有关部门随即指示特科迅速除掉了这个叛徒。1929年至1931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陈赓通过鲍君甫及其分布在敌人各种机构内部的关系及时得到情报，使敌人的计划大都落空。凡属有用的情报，安娥均及时抄送陈赓。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当天即叛变告密，鲍君甫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1933年3月24日，陈赓因一个叫“阿连”(此人原在中央特科干过)的叛徒告密被捕，4月1日被押解去南京，也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这里，陈赓见到了已被关押两年的鲍君甫。到1934年5月末，由于我党和宋庆龄千方百计的营救，陈赓逃出南京。而鲍君甫始终没有承认和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也没有调查到什么对他不利的材料，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没有及时再和我党取得联系，国民党中央政府安排了感化院一个股长的职务给他，后来又担任感化院的院长和反省院的院长，在担任感化院长期问，多次释放感化人员。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鲍君甫虽有较高的伪职，但自感未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心中坦然，因此仍留在南京，直至解放。自1951年1月起，为了稳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肃反”工作开始，南京市公安局开展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鲍君甫认为自己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为共产党做过不小的贡献，就没有主动前往登记，因此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移送至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他才说出：“我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至1931年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共党员的行动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告有关人员躲避。曾救过周恩来、陈赓、任弼时等人。后因叛徒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遇到过后来被捕的陈赓，绝无叛党出卖组织情事，故请求陈赓出庭作证。”当时，首任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鞠华对此案十分重视。他于1951年7月9日和16日先后两次写信给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请其证实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当时陈赓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赴朝鲜指挥作战去了，因此，未及时接到信函。后云南省政府将信函转至北京，经过几番周折，信函终于转到了陈赓手中。
        1951年11月24日，陈赓亲自给鞠华院长回信，其内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赢)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                                                                                            陈赓11月24日
        经过详细调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鲍君甫虽然有一定的身份，但并无重大罪恶。观其一生，功大于过。1952年1月25日，市法院经研究决定判处其管制1年，当场予以释放(1953年撤销管制)。此后，陈养山、陈赓等人对鲍君甫的情况十分关注，先后多次给其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鲍君甫受到了审查。1969年鲍病故，时年68岁。鲍病故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非常关心，并对其家属成员予以照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编纂的十大将军之一的《陈赓传记》中，给予了鲍君甫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