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
                                                            鲍训端口述鲍晓昕记录 鲍训相整理
        我出生在江苏省东台，祖居地是安徽歙县，父辈在东台定居。我生于民国五年(1916)端午节，又属“训”辈，因此起名训端。出生时家境并不好，父亲鲍斗卿是在外公开设于江苏宝应的布庄当伙计。大约在民国十四年(1925)，父母亲在不到三年时间里相继与世长辞，当时我们都尚幼小，因此我的少年时代是很不幸的。由长辈作主，将大哥训芹和我分别过继给大伯和二伯为嗣子。继父(二伯)在北京做事，我与继母(二伯母)励氏留在老家东台。不幸的是继父数年后也去世了，为生计，继母带着我回到了扬州羊胡巷娘家，随之入省立扬州高中读书。岂料高中未完成学业，继母又因病过世。我只得跟随姑母鲍弗箐生活，她是东台女子学校的教员。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尽管高考成绩很好，因经济上的原因，只得放弃了进大学的机会。经人介绍来到扬州附近的新集(现划归仪征)镇小学教书。
        这里应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姑母鲍弗箐，她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她有文化，思想进步，在新式学校里当上了教员。结婚不到一年姑父就去世了，当时她还怀着身孕，后来生下我的表姐孙爱椿。姑母接触了很多进步人士，如著名翻译家、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戈宝权先生的父亲戈暑东先生，当时是东台女子学校的校长，长期与我姑母同事。戈暑东先生的弟弟戈公正先生是当时有名的进步记者。戈宝权的两个妹妹还与我是同学。不久后我去延安投奔革命，是姑母所指引。长时期里我们兄弟与姑母失去了联系，直到七十年代才恢复了联系，她告诉我们：卅年代她已与党有了联系，可能指的与这些进步人士的联系。抗战后，她把自己的独女和我们兄弟送去延安不久，就来到我曾任教的新集镇小学教书，为新四军当交通员，做群众工作，很有影响。解放后她长期任新集镇小学校长，仪征县政协常委，受到当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当地政府也对她倍加照顾和关怀。去世时方圆数十里乡亲为她焚香送别，情景十分感人。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鬼子在上海金山卫登陆，包抄南京，华东处于沦陷和危亡之际。我从新集镇小学回到扬州姑母家，姑母惊讶地问我为何还不与表姐他们去延安参加抗日队伍。我说：“我们都走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姑母回答：“国难当头，顾不得这些，你们年轻人不能当亡国奴，你赶快去追表姐爱椿和训励吧!，’就这样，在姑母指引下，我离开扬州去延安走上革命之路。我从扬州步行到南京浦口，爬乘火车，经徐州、郑州来到西安，在城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按照姑母告诉我的地址，到西安七贤庄找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警察问路。据说，比我晚来几天的年轻人向警察问路，就被带去国民党机关，美其言为：到处都是抗日，何必非去延安?当时向往延安的年轻人很多，从西安到榆林的长途汽车上全是投奔延安的青年。我到延安时是1937年12月下旬，记得延安过1938年的元旦很热闹。表姐爱椿(后改名孙铭)与训励已先期进了陕北公学，与表姐在扬州正诒小学的四五个青年同事也都在延安陕北公学。由此可见如没有党组织的指引和安排，一个小学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因此我也要求入陕北公学，被编入第八大队，表姐他们在第七大队。延安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学习内容主要是统一战线和游击战等知识。毛主席也曾为我们讲过一次课，他的讲课很生动风趣，引人人胜。讲课时烟不离手，一支接着一支地吸。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学员很快分赴抗日前线。也动员部分学员去国统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全民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也由组织安排来到武汉。爱椿表姐通过戈宝权的关系在汉口一家共产党控制的报纸工作。我在1938年6、7月间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安排，来到抗敌演剧队第八大队，队长是刘斐章先生。抗敌演剧队是打着国民党旗号，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文艺队伍。
        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三厅厅长，三厅下属六处处长田汉，该处下设有音乐、美术、戏剧等科，戏剧科长是洪深。为了合法地深入国民党军队和国统区宣传抗日，党组织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组织的左翼文化团体抗日救亡宣传队，改编成隶属于国民党政治部三厅的抗敌演剧队。这些抗敌演剧队中都有共产党地下党支部，队长也都是共产党员。演剧队的人员进出、生活安排和演出活动等也均由党支部研究决定。所以演剧队自然成了国统区里党的地下活动据点。许多地下党员在这里躲避风头，对外称队友。当然，国民党也经常派特务来刺探和破坏，但因我们组织严密，队员基本上都是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的青年，因此敌人的阴谋很难得逞。演剧队长期活动在国民党战场前线，同时也做了很多民众救亡的宣传工作。如1938年，国民党军队火烧长沙城，史称“文夕大火”。当时恩来同志正在长沙，他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因不可能使用国民党军队，他就将部分抗敌演剧队紧急调来长沙参加处理善后、赈放救济。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从衡阳星夜兼程赶赴长沙，见到恩来同志时的情景，接受他亲自布置的任务。抗战胜利后，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了各抗敌演剧队的队长，刘斐章同志代表我队参加接见，他说：恩来同志详细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布置了新形势下的任务，指示靠近解放区的演剧队应逐步转移到解放区，不方便的可就地坚持，等待时机。我所在的演剧六队(1941年抗敌演剧八队改称演剧六队)辗转来到长沙，直至长沙和平解放，与南下的解放军文工团会师合并，称湘江文工团。这段经历，读者可参看郭沫若先生著的《洪波曲》和刘斐章先生新著《岁月》。
我的夫人宋华，是贵阳人，1942年当地学校地下党组织介绍她和另外几位进步青年参加了演剧队，我们就这样相识相知，在纷飞的战火中结下了友谊和爱情，结为伉俪，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携手相伴至今已六十春秋。
        在我自幼及至参加革命过程中，还有两家长辈对我的帮助和影响至今不能忘怀。一家是我的伯祖父春圃公，幼时春圃公教我习字。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奎(字娄先又名南星)伯是位知名的爱国画家，抗战时也蓄须明志，拒绝为敌伪画画题字。次子庚(字际唐，徐州训相宗亲的父亲，编者注)伯，抗战时他身为国民党河南的政要，忧国忧民，决心抗战到底。1942年际唐伯在河南南阳任专员时，还曾寄一百元大洋给我，要我到南阳谋职，我将这笔款项交给了组织，使当时处境极为困难的演剧队解决了很大问题。另一家是东台的少仲(讳焘，东台训声宗亲的祖父，编者注)公，在我们年幼失怙的困难境地，他家予以援手。我们都知道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起义，1938年日寇第一次侵占东台时，要他出任伪职，他宁死不从。为保住名节，他投东台下坝河自尽。
        我现已耄耋之年，常回想往事，真所谓往事如烟，无论我在年轻时参加革命，或是解放后的半个世纪里担任湖南省文艺界的各种职务，遇到种种波折或挫折时。都会想起我所崇敬的诸位长辈的音容笑貌和他们的谆谆教导，想起哺育我成长的故乡东台，给我以坚强给我以力量。我也以此教育晚辈!

作者简介：
        鲍训端，生于1916年，江苏东台人，祖籍安徽歙县。1937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入陕北公学。后奉派去武汉抗敌演剧队八队，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曾任队副。解放后历任文艺干部学校、艺术师范学校副校长、湖南省话剧团副团长、湖南省文联和戏剧家协会专职秘书和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离休干部。
        鲍晓昕，训端之子。1946年生于湖北汉口，1970年毕业于第七军医大学，高级经济师。曾任湖南科技出版社副社长、湖南图书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