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舍连云  岁月留痕

　　考古田野作业表明，那里最迟在北宋晚期已有人居，而后由于社会动荡，人口屡聚屡散，以至又芦荻丛生。到了明代，灵山县城发展成为廉北重镇，官府几度招抚流民开荒复垦，大芦村名就含有告诫后人创业维艰、守承亦难的意思。嘉靖二十五年（1546），县儒学生员出身的劳经，以独到的眼光，携妻挈子到那里安家立业，经过十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十五个家族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现在所见，村中明清时期的豪宅大院全是劳氏的物业。
　　“大家露湛，庐舍连云”。除了一个宗祠，劳氏分布村中各显要位置的九处传统建筑住宅群占地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都属于民间住宅中的官僚府第一类，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积淀，继承历史文脉，带有明显时代烙印。
　　即使从府宅的起名或得名，就已经看得出其“宗孝友之道，广敦睦之风”民俗文化的历史延续轨迹。
　　劳氏的祖居为镬耳楼。灵山的明清民居实例显示，那些够格的官宦人家，往往喜欢在当眼屋宇的山墙构造“观音兜”，而民间对凡是有这种起装饰和封火作用造型的豪宅，一概通俗形象地叫做“镬耳楼”。因为见仁见智，老百姓的阅历，“观音兜”远不如灶间那铁镬两边的把手熟悉，而凭直觉，屋主的官职大，“镬耳”也就更高大。大芦村劳氏第四代的劳弦（1613—1681）明代崇祯朝任六品京官，它的前门楼以及主院“官厅”檐廊从此就各有了一对“镬耳”。清代乾隆十年（1745），当家的第七代同胞兄弟被誉为“一门四美”，他们值大芦村劳氏开基二百年之际给住宅命名“四美堂”，可是众口难调，几百年下来，镬耳楼依然名声在外，四美堂名却鲜有人知。
　　三达堂是第五代劳宏道紧挨着祖屋给庶配和庶出的二儿子建造的宅院，最初叫做灰砂地院，乾隆十年，里面的第八代已经首发三支，主人由此从封建社会最推崇的道德规范智、仁、信“三德”取意，顺应长房起名三达堂。由于后人争气，得到达官贵人青睐，家声丕振，灰砂地院的旧称也渐渐的无人提及了。
　　劳氏传统民居象这样宗亲理念色彩浓厚的名称的还不少。镬耳楼左侧仅一弄道之隔的双庆堂，是第十代的劳常福、劳常祐兄弟俩双双获得监生资格后，在道光六年（1826）修建的，外分内联。顾名思义，也无非是标榜兄弟亲密无间。
　　此前此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镬耳楼“四美”之一、有修职佐郎爵号的劳超创置东园别墅，同治四年（1865）第十一代布政司经历职衔的劳功崇营造富春园，分别地处祖屋的东侧，取名也都明显表示不敢忘记根本。第十代劳有谋的府第，与长兄劳有绩的门庭遥遥相对，原先因为独子体弱多病，叫它寿子堂，等到儿子长大成人，加捐五品顶戴蓝翎国子监典簿职衔后，立即改为“东明堂”，以表示长幼有序。
　　道光十八年（1838），劳有绩在大芦村西边靠近灵山往梧州官道旁，土名叫蟠龙塘的地方建造居所，当时他已有监生身份，房子盖好后，钦加尽先候补州吏目，长子例授巡政厅，次子获得从九品职衔，第四子也取得了监生资格，故而认定这是一处“蟠龙贲信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的风水宝地，于是就用地名为宅名，但是劳氏家族中人就略有微词，认为过于张狂。
　　杉木园，第十二代劳国祯光绪三十年（1904）选址兴建，宅基地原本有一片杉木林。杉木有赤、白两个品种，而他又是一身顶两家香火，祖父例授巡政厅职衔，继祖父有监生资格，他于是借唐诗名句“杉树碧为幢，花骈红作堵”的意境给住宅取名，与大芦村名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卓园，是派出老二房的唯一一个群落，十二代劳贻东所建。那时他已经捐纳了府同知的职衔，祖父、父亲又均有奉政大夫爵号，府第的名称寄寓立德立行，跟发祥地三达堂当初的立意一脉相承。
　　　

布局结构  宗法源流

　　劳氏民居颇具特色的是数代同堂以宗亲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建筑群组。九个府第尽管规模有差，但一概是围墙以内，由主院、辅院（跨院）和附属建筑三大部分构成，而稍为留意，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祖屋镬耳楼和三达堂的主体分别是五进深，东园别墅、陈卓园的是四进深，其余的则只有三进深。当初劳经以一介书生创业，到清代劳氏家大业大，仅田产一项，当时有“大芦劳氏去横州博合圩不用踏入外姓一寸地”的说法，可想而知，绝不会是经济状况不如前，实地考察也不存在场地不敷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助镬耳楼祖厅内那一副灯柱联揭开其迷底，“念先人立身教家不外纲常大节，嘱后人继志述事无忘忠孝初心”，仔细揣摩，茅塞顿开。五进纵深是封建时代民居的限度，在劳氏家族的心目中，纲常大节不容忽视。东园别墅、陈卓园分别是镬耳楼老长房、三达堂老二房基业第一次扩展，双庆堂是长子嫡孙一脉的后代分支，蟠龙堂、东明堂、杉木园、富春园则都是东园别墅的派出，所以府宅进深的区别，完全是恪守忠孝规范行事的。
　　一些参观劳氏民居的游客，嘴里不说，心里嘀咕，为什么三达堂的内部装饰远比镬耳楼豪华。若要说当初劳宏道偏宠庶配、庶子，那就牵强了。因为他跟原配、庶配都是同年出生的，并非老夫少妻，他去世时嫡、庶子均末满十岁，也还分不出孰优孰劣。如果比较一下他正室、侧室两家的门庭，那又是另一番景象。镬耳楼这边，前门楼与照壁之间是一个青砖铺垫的大平台，而三达堂那边，仅仅在跟镬耳楼更楼外墙之间留出不足2米宽的弄道。照样画葫芦，也不妨回顾三达堂头座的那副顶梁对联，“礼达分定，尊者尊卑者卑，先矣彝伦攸叙；道尔事易，亲其亲长其长，丕哉谟烈显承”，自然真相大白。礼达分定，头上三尺有神明，齐家之道，内外有别，即使是安置妻妾住所这样的事情，也是绝不含糊的。
　　大门不仅是家人出入的通道，而且也是家庭的门面。劳氏人才辈出，府宅越做越豪华，但是无一处的门面是超越祖屋的。以东园别墅为例，它前面那口池塘，村民依其形状叫牛角塘，此外尚有一个显赫的名称四官塘，这是由于其后人有四个获得五品官爵，例授知府、诰赠奉政大夫、诰封奉政大夫、詹事、府同知封典五品顶戴蓝翎国子监主簿衔。所以宅院的门楼即使按照官方规定的有关型制建设，也不会遭到非议。可是就算存心挑剔的人，也唯有走近才能觉察，它的广亮大门和门洞较之镬耳楼稍大，门的抱框和上、下槛使用大理石材料，一尊作为府第等级标识的小蹲狮石雕变通安置在门楼正脊上，而整体外观，比镬耳楼的低矮、简朴。
　　劳氏民居书香世家的特征明显。九个群落都有供其子弟读书修习的专用场所。集中年幼者启蒙开窍的叫下书房，一般利用跨院那不向外开门的三开间到朝屋。有了生员资格者潜心钻研学问的叫上书房，选用那些光亮而且清静的雅室。东园别墅老四座第一进里面，两边分别由熟陶通花漏壁和厢房构成的玲珑小院落，右侧的叫直养斋，是劳自荣出仕前和退休后的读书著作处，右侧的是他亲执戒尺督导儿孙的家塾。经统计，明嘉靖二十五年至清宣统二年（1546—1910），劳氏民宅中的男丁累计总数不足800人，培养出102个文武生员，比例之高，令人刮目相看。广西大学建筑学院的韦副教授，她第一次带领毕业班学生到大芦村进行古建筑测绘实习时，以为双庆堂头座左廊那前面有一对大格窗，正脊上还架设气窗的双开间是伙房，后来了解到传统民居规例，厨、湢之类不能靠近祖厅，也认同那是上书房，由衷地感慨：“这里的民居文化元素确实丰富。”
生态环境  依势造型

　　劳氏民居又是传统生态空间和风水理念相结合的典型实例。所有的府第都是傍山建设，没有一处占用耕地，可谓惜土如金。可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榕树塘北面那三个紧挨在一块而又自成体系的群落，镬耳楼居中，西边三达堂的前围墙突出近一米，东边双庆堂的却后缩一、二十米。究其原因，原来是按传统民宅风水形象，那地方属“眠牛地”，“牛头”在三达堂外侧的“安平社”那里，而整个住宅群右前方斜对的菜园岭是不利因素的“白虎”星峰，所以三个府宅依势造型，梯次部署，在后背山上按箕斗方位栽九棵梐树，以补地理不足，而且前门一律向东侧开，并在“安平社”种了二株樟树，以避锋芒储人气。这样又使得整体布局显得错落有致，环境气象充满勃勃生机。
　　游客叹为观止的东园别墅，它座东向西，左边山冈缓缓平伸回护，右边池塘一串连珠。劳自荣兄弟仨执掌家政以后，许多原来是园林游息的处所，青砖绿瓦的屋宇拔地而起，劳自荣在构思规划方面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前门楼不建在主中轴线上，而是右移，正面视野越过牛角塘、榕树塘外，局堂渐次开宽，菜园岭变成在左前方的“青龙”星峰。门楼上那尊小石蹲狮的设置还兼有镇宅压邪的用意。入内，迎面一个大可以纵缰跑马的砖铺地院，衬托三个并列的主体建筑，它们的第一进过厅分别设置屏门或照壁，避免了最忌讳的“西斜日到堂”，又将大量的居室等附属建筑安排在西边。建筑占地面积7750平方米的豪宅大院，数幢建筑前后相连，左右互通，合纵连横，气宇轩昂，整个平面功能明确，构架合理，给人以院套院、屋过屋的迷宫感觉，结构巧妙，虚实相济，化平淡为神奇，一时传为佳话。劳自荣也自认为是得意之作，以东园为名号，一来二去，许多人都知道东园先生而不识劳自荣其人，府宅亦简称东园了，连清末那些纂修县志的老学究，甚至于在“舆地志”中将大芦、东园并列，误以为是两个村庄。
　　大芦村劳氏历经三百多年，十几代人一如既往，因地制宜，刻意经营，不但府第功能条理，外观大方气派，而且善于运用地形和前导空间，营造“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传统的民居理念，山水合局优生，林木旺盛养息，有山成器，有水则活，树茂家兴。从现在南面的入村路口，到东面的古道出口，原来是一片洼地，小溪蜿蜒潺流，劳经创置耳楼伊始，就有意识挖泥蓄水，后辈兴建三达堂、东园、双庆堂、富春园，也相继就地取材烧制建房所需的砖瓦，而且因材致用修筑池塘、种植树木。榕树塘、四官塘、水井塘、路强塘、牛路塘形成一系列人造湖，把那几个府第分隔开来，彼此间鸡犬之声相闻，来往穿行于绿荫间。其中榕树塘、路强塘的水面面积都超过12000平方米，碧波潋滟。远山、豪宅、古树相映成趣，令人悦目赏心，心旷神怡，大芦村老寿星多，与此不无关系。清代嘉庆年间一个荔熟时节的傍晚，横州文士吴必启去拜访劳自荣，被眼前的优美景致撩拨心弦，激发诗兴，《赞大芦》七绝一首脱口成诵：“宅绕清溪耸秀峰，松林鹤友晚烟笼。小楼掩路斜阳外，半亩方塘荔映红。”
　　那些吸纳了日月精华和山水淑气的古树，蜡杆虬枝，姿态万千，犹如鬼斧神工的巨型盘景。当初什么地方栽哪种树，劳氏蛮讲究的。镬耳楼、三达堂房前屋后的分别是梐树和樟树，榕树塘周边则是清一色的荔枝树，目的不止于作为风水树，还有更深层的内涵。“文章显世，红顶当头”，封建社会读书做官才能扬眉吐气，梐树是落叶乔木，开春嫩叶初吐，色红卷束，好象醮了朱红的毛笔头，而樟树的樟跟文章的章同音。中国荔枝之乡传统风俗，哪一家新添男丁都种几棵荔枝树。民谚“荔实周一岁星”，是说一般要十二年左右才有收成，又正好赶在孩子需要花钱的骨节眼上。劳氏作为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当然不至于计较鸡碎小数，钟情的是那红果缀枝头的意象，因为多子多孙是多福的标志之一，况且清代官员服饰，一品大员才配戴红顶子。经营休养生息的居住环境，培育优秀杰出的人才，这正是思想前位而不脱世俗的劳氏家族，在住宅审美和心理取向方面的真实写照。

　　　
习俗独特  有典有别

    近年里，无论是央视、广西卫视，抑或是香港亚视、凤凰卫视，但凡介绍大芦村民俗风情，必有反映传统民俗文化节目“跳岭头”的场面，“大芦村板凳舞”、“八音迎宾”等，经过传媒的渲染也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劳氏民居中还留存着一些更为独特的传统习俗，用“十里不同风”来形容尚嫌不够确切，因为即使在大芦村中也是“独家专利，绝无分店”的。到那里采风考察或者旅游观光，如果机缘巧合，不但可以开眼界享口福，或许还会启发灵感而有意外收获。
　　“摘荔迎宾”。1999年6月16日，一个由12名华裔画家组成的新加坡文化艺术观光团慕名而来，首先也是被“荔映方塘”的景致所吸引，旅游车刚停稳，就迫不及待的纷纷拿起画夹，跑到那棵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进奉荔枝树下写生，直到一些光着上身的男孩从树冠里跃下池塘，飞珠溅玉，才使他们回过神来。只见两三个鹤发童颜的老人，从树上垂下来的竹篮里，拿起一挂挂带叶溢香的荔枝，连比带划的请他们品尝，至于老人小孩何时到来，怎样摘果，全然不知。回国后，他们在集体署名的来信中告诉笔者，平生第一次吃到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鲜果，感受妙不可言，而当时领略到的民情风俗，更是刻骨铭心。想不到那天为了调节游程气氛安排的一个小插曲，反响竟然如此强烈。荔乡自古以来的民间习俗，哪家品质最好的荔枝熟了，就广邀亲朋一起共享，大芦村劳氏则将这一传统联络感情的方式，演绎成为迎宾待客的独家礼仪。过去一般是几个老人小孩，在住宅附近属于族中公产的“迎客荔”下恭候来宾，当场采摘佳果让其“尝新”，再引领回府。
　　“族老奉茶”。古宅中人最高规格的传统待客礼仪。以前春、秋新茶甫上市，每逢那些身份尊贵的客人临门，即郑重其事的在镬耳楼官厅演示。侍女从专供女性走动的甬道（辟弄），将毛尖、雀舌之类的极品好茶叶和刚汲的泉水端到界门口，男执役在丁字型漏壁接过转送给专司茶艺的管事，管事泡制好茶汤呈给族老，族老敬请贵宾品茗。后来从知识性、趣味性、游客参与性等角度，对其中的一些环节进行了去陋存精的改革，“仿明式茶艺”、“仿清式茶艺”作为民俗风情旅游的传统特色接待服务项目，在第三届“广西旅游大篷车”启动仪式活动公开亮相，即获得游客的普遍欢迎。
　　“七月十四吃茄瓜粥”。农历七月十四是传统的中元节，以前民间即使是家境最不济的，午餐也会倾其所有大快朵頣，因此有“葛茹（凉茹）饮到发馊”的调侃笑话。唯有劳氏一族，当天无论尊卑老少，绝对不敢沾荤腥，其中缘由还挺有传奇色彩。他们那个第四代祖劳弦（1613—1681），明代崇祯九年（1636）拔贡，后来考授内阁中书科中书舍人、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崇祯十六年任届期满，他审时度势，激流勇退，不再恋栈，从北京回归故里。一路上也不招摇，渡洞庭湖只雇了个小舟，那天刚好是中元节，不料中途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天水难分。劳氏三代单传，他虽有妻妾五房，但当时膝下尚虚，如有不测，则香火无继。无奈之际，只能默念祖德，祈望感动上苍。老天的脸也是说变就变，不一会云开雨霁，风平浪靖。劳弦幸免遇难，急于敬谢，可是遍寻舟中连虾子也没有一只，仅找到一撮米和几只茄瓜，也只好将就茄瓜煮粥，望天拜祭以昭诚意，并且嘱咐，凡大芦村劳氏子孙，往后每年的七月十四必须斋戒煮茄瓜粥吃。从那时候起形成定例，一直延续下来。
　　　

匾额饰美  光耀门楣

    匾额在古代几乎是伴随着艺术精湛的建筑出现而产生，并且形成具有饰美特征的民俗文化现象。
    劳氏传统民居现存的17块清代匾额，大至上可以分为居室标记匾、科名匾、贺匾和诰封匾四类。现在仍可以让人感觉到当年熠熠生辉的景象，及其主人注重书法艺术和名人地位，以提高悬挂场所格调的心态。各处府第官厅内，高悬仿皇帝诰命、敕命文书式样制作的封诰匾，平添几分庄严。前门楼、主院第一进如意门的门楣，挂上邓廷祯、曾燠等政要贵胄和文学大家墨宝真迹的贺匾，以壮观瞻。上房院落的如意门头，展示其主人的科名匾和知县等官员赠送的额匾，缀饰风光。至于三达堂跨院女主人出入必见的“礼和门”，东园劳自荣生活起居的“望远楼”和修身养性的“直养斋”，诸如此类的标志匾，则起到了烘托恬澹祥和氛围的作用。
　　“善足开先，谋能裕后，衍弓裘之世业，令绪相承。”自从劳弦和他的一妻一妾、父母，明末受领崇祯皇帝封典，清代康熙至光绪八朝中，他的后代又有78人次获得荣典。劳氏民宅中保存下来的诰封匾，都是清代文物。清代封典制度，皇帝如果给职官及其妻室、父祖授予官爵名号，本人的称作授，长辈尚存在世的叫封，已故的叫赠；五品以上的封典用诰命颁布，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则用敕命；一品职官其曾祖父母以下均有封典，三品以上封其祖父母以下，七品以上封其父母以下，八、九品的仅封本人；职官将自己应得的爵位名号，呈请改授给长辈的，男性谓之贝也 封，女性谓之贝也 赠。劳氏民宅中职官最高的只有五品，但是有如此之多的封诰匾撑门面，也是够炫耀风光的了。
    时过境迁，那些程度不同褪了色的匾额，依旧倨高微俯，仿佛还在向人们倾诉那段已经远逝了的辉煌。客观而论，劳氏民居的匾额首先是依时于建筑物，才能体现其人文意义，然而人们又可以凭借其所传递的文物信息，追寻古人的足迹，使蕴藏于民居的民俗文化得到更好的开掘，特别是令亲临其境者有穿越时空的体验和超乎寻常的理解。

传世楹联  耐人回味

    传世楹联是大芦村劳氏传统民居文化的精华。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里面的居民总是用鲜墨新纸，将出自他们祖先之手的联语重书一番，郑重其事地贴在约定俗成的固定位置，数百年梓火螽螽沿袭至今。这一民俗现象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被誉为国粹文学的楹联，《中国文化史话》一书是这样给它定位的：“古国文明得以绵延的根本之点还在于母语的优美和深沉。先秦诸子，楚辞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散曲、明代戏曲小说，到了清代总结和凝炼这种文体之美的便是楹联。……楹联是文言世界最后也是最美的一道风景。它用毛笔书写，融会了书法的美，张挂于庭院，又沟通了建筑的美。它兴起于文人的情趣，又流行于市井的门楹，把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连成一个整体。”
　　劳氏传统民居的建设，正好与楹联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步。现在收集到的传世楹联超过300副，常用的是100多副，传统楹联的18种格式几乎都可以看得到。从其当初创作的角度分析，有集先贤诗文名言佳句脱化而成的，有从日常生活采撷素材提炼演义的，有借景状物寄怀的，有叙事述史或交际应酬命意的，有对应使用场所范围的巧妙构思；表现形式方面，每边一句的少则四字，多则十三个字，长联则以每边三句的较多见。格律工稳，词藻隽永，修辞娴熟，逻辑严谨，令人击节。在镬耳楼、三达堂二处到朝厢房门扇上，竟然还有那种纸裁四方的“楹贴”。内容丰富多彩，“修身齐家，创业报国”的主旨鲜明。寓伦理道德教化于文学氛围之中，潜移默化，成为古宅中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
　　就拿那些格言联来说，寓道论理的，于平澹中见波澜，发人深省。如“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迩之为仁人孝子；信移于君，顺移于长，远焉即义士忠臣”，做人处世，正本清源；“惜衣惜食，不但惜财兼惜福；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胜求人”，自重自强，受益终身；“仰天但使心无愧，作事何须世尽知”，言简意赅，刻骨铭心，毋庸置疑，也只有心胸坦荡的人，才能有所作为。那些教子劝业的，也是心情所至，心声所凝。如 “东壁列图书，任从教子教孙，善教家齐终有庆；园庭攻翰墨，当勉成仁成义，名成身立自流芳”，“文章报国，孝悌传家”，“读书好，耕田好，识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东壁列图书，任从教子教孙，善教家齐终有庆；园庭攻翰墨，当勉成仁成义，名成身立自流芳”，林林总总，构成催人奋进的氛围。居安思危，已属明智，能抛弃陈腐的门弟观念，更为难得，而振兴教育，这才是劳氏基业得以不断充实和扩展的秘密所在。曾在清代乾隆年间任翰林院编修的钦州著名壮族诗人冯敏昌，与东园主人劳自荣交情甚笃，也挥毫撰联：“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资富能训惟以永年。”在他来说是推波助澜，但对受赠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由于这层关系，冯敏昌那副赠联在九处府第里都作为厅堂的顶梁联使用。但是，劳氏民居的传世楹联许多是针对特定环境“量身定制”的。如三达堂礼和门的“门前琪树双环翠，户外方塘一鉴清”，如果拿去陈卓园张贴，由于脱离了平安社樟树绿荫、榕树塘水映蓝天的氛围，就会黯然失色；再有一副屏风门联“洗爵执笾，惟存宗庙之礼，燕毛序齿，当思兄弟孔怀”，假若误用到三达堂，则可能会引起里面的人反感，误会长房后辈瞧不起二房长辈，因为以前封建大家族中，“酒浆扫洒”是小妾所为，而他们的祖宗正是庶出的。
　　劳氏居民的传世楹联，几乎是大部分的至少都能牵扯出一个故事。镬耳楼主院前外廊屋标志中轴线的那副檐柱联：“楼外春阳鸠唤雨，庭前日暖蝶翻风。”这是劳弦去世前所作的岁时节令联，不事雕琢而文辞偏佳，不求险奇而意韵尤美。字面上描写自然界春风化雨的现象，联骨里却是回顾生平际遇的感悟。他从弱冠考选拔贡进京做官，风华正茂即归隐远避尘嚣，只关心地方公益善事，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得二个儿子，可是年届花甲次子却夭折了，此时年过古稀的他将这一切归结为宿命定数，于是心境澹然了。出句套用古语“鸠鸣唤雨”虚景实写，对句借“庄子梦蝶”典故“自与适志”，切时贴情。
　　传世楹联不仅是劳氏民居的文化“包装”，只供族人独赏，客观上也起到了睦邻易俗，和谐生活的作用。那楹联肯定也不止现在的所知之数。几百年的传承，特别是上个世纪那场十年浩劫造成一段文化荒漠，有的确实追忆不起了，我们尽管也经过十多年的搜集，但在一些府宅仍然是所获无几。劳氏家族又十分珍视这笔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