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时担任连长。1950年，父亲的叔公，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给父亲两个选择：一是参加抗美援朝，一是参加土地改革。父亲选择参加土改工作。父亲在源潭搞土改时认识了后来成为我母亲的一个贫农女儿，以后生下了我和三个弟弟。回想起来，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17岁插队，然后上大学，留校，出国。我对父亲的第一个印象是那年他从连县搞“四清”回来，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上楼时的样子。这个情景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祖父因为有产业，土改时被划成地主，父亲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地主的儿子。父亲的出身成了他旅途的沉重负担，作为晚辈的我们也因此在文革中深受牵连。由于这些所谓的“历史污点”，父亲终身没有受到重用。幸好父亲也是开朗的人，从来就没有希望高官厚禄，因此也活得自由自在。

    文革期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父亲也历尽了苦难。文革开始时我们还在回澜。当时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县里为了保护父亲，立即把他调到县供销总社。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随着文革命的深入，父亲终于被隔离审查。记得有次我路过父亲住的“牛棚”，父亲给我一封信，嘱咐我交给母亲。我走到街上看宣传队表演时竟然把信丢了，万幸的是我走回原处把信我了回来。有次父亲戴高帽游街，被打得遍体鳞伤，押回来后还被捆在树上。我外婆看了，就叫我小弟弟拿一杯水递上去给他喝。他工作过地方的造反派也轮流拉父亲回去批斗，历尽了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后来父亲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直至70年代中期，父亲才得以“解放”，恢复工作。父亲在粤北山区工作了十几年，当过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华南农学院江口分院党委书记、交通局长和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