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大存同志的所谓“地方主义”问题。广东解放后，在党内曾两次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一是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反方方同志的“地方主义”错误，处分了方方同志，剑英同志也作了检讨。二是１９５７年１９５８年，结合反右派斗争，批冯白驹、古大存所谓的“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撤销了他们在省委、省府所任职务，还处分了一大批干部。此事广东的干部、群众反应很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实事求是地为广东的“地方主义”平反了。剑英同志逝世后，中央致的悼词，肯定了他主政广东的工作，肯定了他领导广东的土改运动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方方、古大存、冯白驹都恢复了名誉，撤销原来的处分，中央为此还专门发了文件。广东省委对其他受“地方主义”问题处分的同志也作了复查、平反。过去，我在纪念剑英、方方同志的文章中都谈到这些问题。我总觉得有必要为广东受委屈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要总结经验教训。现在看得更清楚了，那时广东反“地方主义”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是错误的。１９５２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让我到广东了解“三反”、“五反”运动的情况。有人向我反映，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同志，包括方方在内，有地方主义倾向。剑英同志同我谈过这方面的情况，似觉有难言之隐。回到北京后，我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并谈了我个人的看法。认为剑英、方方等同志回到广东工作，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很难说这就是搞地方主义，而且他们是坚决反对“五同”（即同宗、同乡、同学、同事、同庚）的。据了解，他们也安排了许多南下干部在重要工作岗位上，是贯彻了党的团结“五湖四海”干部的原则的。实际上，当时的分歧主要是在土改。以剑英同志为领导的华南分局提出的土改方针、政策和部署是正确的。剑英、方方、大存同志都认为，广东解放较晚，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华北进行土改时的形势完全不同，而且广东华侨多，工商业发达，毗邻港澳，情况复杂，土改搞得好坏，在海外以至国际上都影响很大，故而需要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步骤，需要慎重、平稳地进行。而后来批“地方主义”，把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做法都否定了，说是“和平土改”、“右倾”。结果伤害了许多华侨、民主人士，造成不良影响。大存同志对此颇有看法。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有农民运动的经验。广东土改时，他虽不担任土改委的工作，但仍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到农村抓土改试点，与方方同志配合得很好。故他对后来出现的不讲政策、乱打一气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不要搞一哄而起”，“不要靠杀人头发动群众”。并警告说：不贯彻党的政策，造成群众不满，我们将坐在火山上，“总有一天要爆发”。这样大存和许多有同样意见的同志都受到批判、处分。本来土改中有分歧意见是难免的。只要为着搞好工作，相互交换意见，甚至展开正常的争论，是不难统一认识的。但是在当时，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抓辫子、打棍子，无限上纲，对自己的同志突然袭击，残酷斗争。这种教训是极为深刻的，需要认真吸取。

　　第二，要维护党的团结。对待历史问题，小平同志提出向前看。这是我们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和指针。我们要本着这种精神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逝者如斯夫”，重要的是为着未来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因此要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战国时期赵国宰相蔺相如与老将廉颇和好，同心报国的故事，几千年来传为佳话，说明了团结的重要性。古代的将相尚且搞好团结，更何况我们乎！大存同志一个突出优点是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今天，我们纪念大存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搞好团结，把四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希望广东的同志成为团结的模范。

　　（来源：人民日报 1997.04.08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