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师氏族谱》记载，师家先祖师文炳，在明季携全家由河北迂入汾西僧念师家沟，在入住师家沟之前，师家沟已有李、牛、孔姓三大家，之后要、师两家迁入。师文炳生一子师长信。师长信生有四子，分别取名为法廉、法惠、法恩、法泽，这便是族人所俗称的”老四门”。在师长信五十六岁时，由于他身染重病，师家四子便着手为父亲操办后事选址墓地。乾隆十三年(1748)，在邻村风水大师的指点下，选址到村北头的一块福地。风水先生曾言，这块地有上下两穴，选上穴第三代以后发，选下穴当辈就发，兄弟四人选择下穴。师长信辞世后，师家兄弟以勤俭传家，四弟师法泽生有五子，分别为师登云、师自省、师凌云、师彩云、师奋云，此为族人所称”新五门”。人丁兴旺促使师法泽选址盖房，乾隆十—年(1746)，从同村要氏第六代要珍处置入第一块地，在建房挖地基时挖出财物，这便印证了当年风水先生当辈发的话。在宅院建好后，师法泽取名为“巩固”院，意在告诫子孙巩固家业稳步发展，这时已经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为五子盖好宅院后，师法泽分别取名为“敦本堂、敦厚堂、敦礼堂、敦仁堂、敦苒堂”。师家第四代师登云，为师法泽长子，他恪守祖宗之法，完善家规家训，规范家族子弟，而这项举措为师氏家族今后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一时期也被称作师家的“五堂时期”，在敦本堂大门前的墙壁上雕有”五堂闹舂”的墙雕(修复)，便是对这一时期师家风貌的展现。师登云生有四子，分别为师鸣凤、师鸣鸾、师呜皋、师鸣盛。在父辈的熏陶之下，兄弟四人都先后中得功名，其中尤属师鸣凤取得的功名最为显赫，他也成为师氏家族第五代的代表人物。

在晋商“官贾合一”的思想影响下，道光十五年(1835)师呜凤捐为湖南县丞，由此开启仕途生涯。道光二十三年(1843)，补湖南沅州府芷江县榆林湾县丞。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补长沙府湘乡县知县。师氏在当地广开儒学，教导世家子弟，读经学史，桃李遍布全县，其中就有官拜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及其兄弟曾国荃，咸丰二年(1852)因军功钦加同知官衔，官从正五品。在师呜凤时期，师家的家业开始进入到另—个辉煌期，师氏一族开始陆续在同村人中收购土地置办家产，师家大院初具规模。师炳成是师自省长孙，师氏家族第六代，在叔父的支持之下，取得运盐执照，在太原经商，并设有总号“济福元”专做食盐中转流通，先后在邢台、石家庄、保定、京城开设多家分号。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师炳成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地位，出资捐山西议叙监运司知事，曾被派往四川整顿盐业市场，多有政声。

师炳成的祖父师自省三十九岁时，身染重病辞世，时年两位祖母赵氏三十岁，张氏二十五岁，其父师五音五十六岁辞世，母亲刘氏时年四十岁，两代三个女人，奉老侍幼、守节至终。成丰七年(1857)，师炳成官场得意位居六品，体恤两位祖母和母亲的不易，遂将其节孝义举报呈朝廷，皇帝敕命建造节孝碑坊于村口。坊檐下高悬“圣旨”牌匾，过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师家至始威仪倍增。晚年的师炳成告老还乡，开始做起钱庄、镖局生意，以陕西武功县的保镖为骨干，一路将生意做到甘肃、陕西等西北地区，师家就此达到鼎盛时期，时人盛传“北观乔家堡，南游师家沟”。

“新五门”时代，师家农业、商铺、私塾、钱庄遍布，实力雄厚，这个时期师家不仅收购了本村半数以上的土地，而且还扩展到周边村庄，面积达到数万亩之多。二商业经验范围更是北达太原，南达洛阳开封，西至西安，从最初的耕读传家、农商合一的创业之道到亦官亦商、官商相连的理念，师氏家族走出了一条艰苦而叉卓越的晋商之路。

辉煌与衰败总是历史的固有规律，自光绪朝之后晋商迎来败势，师家也不例外。这其中自有天灾亦有人祸。光绪三年(1877)山西全境“赤地干里，山童川竭，树死土焦…父子相食”(引自光绪三年《曾国荃奏折》)，这场灾荒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才有所缓解，这便是历史上发生在中国华北的“丁戊奇荒”。而师家一族在这场天灾中，除师法泽这支外，其余三支险些绝代，青壮劳力纷纷出逃，村中只留些孤寡老人，可以说这场奇荒对师家族人是致命的。

除去天灾，自师家五世、六世之后，师族内部开始出现纷争，宗族体制涣散，未能出现总揽族事的人物。家族子弟出现赌博与吸食鸦片的陋习，而抵卖宅院倾败家产更使师氏一族雪上加霜。

同时，师家平阳帮，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晋商的通病，“毛之不存皮将焉附”。长期依附于官僚势力，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薄西山，晋商也开始显露败迹，且到后期经营缺乏活力，管理体制僵化，不懂革新变通顺应潮流，加之晋商内部奢靡之风渐起。师家的辉煌就如同黄土高台上的沙土慢幔流逝在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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